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在嘉庆年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些新变,预兆了后来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选择。个性张扬和妇女解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发展,对传统典雅价值的颠覆在小说中出现,也出现了按照传统价值改造小说的趋向。对于这些代表了新变趋向的小说,还是需要作进一步发掘,对于嘉庆年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认识。

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嘉庆朝内务府人参变价制度的新变化

乾隆朝内务府确立了人参变价制度,这成为其重要的财源。嘉庆时期,其人参变价在变价途径、变价价格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是嘉庆皇帝统治政策调整的结果。它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使得内务府加剧了对两淮盐政的经济掠夺,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东北的生态平衡。这是道光朝人参变价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窑口”与清道光前期的鸦片走私

窑口是清道光初年逐渐兴起的鸦片走私组织,它既适应了鸦片走私活动的新需要,也是鸦片走私趋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反映。随着窑口的形成与发展,鸦片走私群体和走私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各种地方势力通过窑口参与到鸦片走私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形成了以窑口为核心从偷运入境到分销各地的鸦片走私体系。窑口的兴起和鸦片走私的规模化,促使清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举措,但最终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走私方式的改变,窑口最终走向衰落。

《岭南群雅》编者刘彬华生平考略

《岭南群雅》的编者刘彬华是广东著名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九年(1829)。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即绝意仕进,先后讲席越华、端溪两书院凡二十余年。喜吟咏,常参与诗坛雅集,可惜其别集《玉壶山房诗文钞》早已亡佚。他还常以乡绅代表的身份热心操办各种善事,曾主持道光《广东通志》总纂及嘉庆《阳春县志》、道光《阳山县志》和《永安县志》等县志的补修纂辑工作,并主编了两部清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代表之作《岭南群雅》、《岭南四家诗钞》,推动了广东诗歌的创作及传播。

乾嘉时期理学概述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向是趋于没落，相比之下，乾嘉时期的理学较清初和晚清更显沉寂。但在沉寂的背后，这一时期的理学仍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调整，并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形态的出现而具有了不同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特征。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嘉道文人结社考录

作为晚清文坛的开端,嘉道时期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成为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道光时期文社数量是嘉庆时期的两倍多,反映了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而文学群体运动的加快。嘉道文人结社主要分布在江浙、京师、广东、福建,为晚清文坛的地域板块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晚清文坛整体地域格局的形成与嘉道时期文人结社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书院经济状况恶化,毁废严重。书院开始了全面衰败的阶段。

姚燮的诗学渊源与浙东“四明诗派”之建构

梳理姚燮早年在宁波枕湖吟社的诗歌活动及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姚燮、厉志、叶元阶三人在诗学方向上是保持一致的,且受到吴德旋的影响。因而,探究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首先联系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其次进一步追溯到吴德旋乃至吴德旋的师法对象--宋大樽和姚鼐,再旁参其他枕湖吟社成员的诗话著述,即陈仅的《竹林答问》,由此可揭示出道光年间四明诗学的生成语境,其中根底落在"学古"二字。四明诗学的同质化特征,构成了"四明诗派"确立的一项关键性乃至根本性要素,又因四明诗学与格调诗学的源流关系,"四明诗派"在清诗史中的位置也较为清晰。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清代徽州经学家互动的微观图景——以程瑶田礼学交游为中心

程瑶田是著名的清代礼学家,其交游范围十分广阔,是清中期学界的一个缩影。梳理他与当时其他经学家的交往事迹,可以看到程瑶田的学术本于同门戴震所传授,而并非以往公认的传自江永;又在客居京城时受到有治三礼之学风气的扬州学人的熏沐。通过考察程瑶田的金石之交,可见他的金石学也是为其经学研究服务的,因此金石学并不是程氏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库全书总目》的缘情文学思想探析——以其集部提要与分纂稿比较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古籍目录巨作,通过对历代集部典籍的进退取舍、分类编次,以及钩玄提要、议论评介等方式,反映着乾嘉时期文学思想取向和价值观念,承担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尊情与尊礼、重情与重理的理路做出价值评说的重任,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并将其作为文论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标准开展文学批评。

嘉、道时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兼及儒家“经世致用”精神

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历史的偶然 ,嘉庆、道光两朝的内忧外患已经预示了中国所要面临的危机。而危机爆发前 ,中国的精英群体———士大夫已忧虑国运而开始探索自救的出路。他们的孜孜以求和奔走呼号再次证明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

乾嘉诗人命运的预言与昭示——红楼诗学中黛玉形象与乾嘉诗坛的关联

林黛玉形象一直被定位为薄命"才女",并被赋予"叛逆"色彩。曹雪芹的诗美追求和红楼诗学的建构主要通过黛玉来实现与完成,林黛玉也是曹雪芹诗论主张和诗歌实践的主要体现者与实现者。作为小说人物的黛玉,其形象不可能与现实人物完全重合,而是现实社会、时代背景,作者人生阅历、价值观、审美观等融汇一炉的艺术加工品。黛玉的诗人形象与乾嘉诗坛大背景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尤其与黄景仁的秉性与处境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正是清中叶诗人真实人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