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导师对警校大学生思想引领的路径探析——基于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的思考

在便捷入警机制背景下,警校大学生作为预备警官,其思想素质不仅表现为个人素质,也与未来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息息相关。警察院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选聘德育导师,并充分发挥德育导师的角色优势、知识优势,助力警校大学生的思想建设。基于对社会学家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的思考,认为德育导师可从提高自身素质、培养纪律精神、培育班级荣誉感、培养自主与自决能力等入手对警校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以期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预备警官。

高校德育发展的困境与纾解:基于涂尔干道德三要素的分析

涂尔干道德三要素理论为思考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发展面临的困境及纾解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纾解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发展中出现的诸如学生道德行为与道德规范的偏差、学生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立场相割裂、学生自主性过强与道德权威的冲突以及德育资源丰富但整合不力等困境,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纪律意识的培养使其发挥应有的育人作用,需要着力培育学生对集体的社会依恋感,需要促进学生自主自决的道德意识的养成,需要不同德育主体协同促进各类德育资源的整合。

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

20世纪30年代,巴塔耶与卡约瓦、莱里斯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学学院”,致力于研究社会存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神圣形式,从而复兴了涂尔干学派有关神圣社会的讨论。通过考察社会学学院的思想实践,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神圣社会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下问题: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回应了何种社会现实?神圣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指出,社会学学院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神圣社会的思考;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危机,学院又以更具动态性的进路恢复了神圣性的暧昧属性,使神圣性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介入社会秩序的营造与维持,从而既为物化与压制性的生活找寻可能的解脱路径,也为社会的团结与共通提供了新形式。

教育社会化的两种类型:涂尔干与康德的争执

涂尔干从对社会事实的肯定和规定出发,认为教育是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他由此对康德的教育规定“教育在于使每个人的所有能力得到完美的发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认为它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规定,变成了理想化的教育。教育的性质是社会性的而不是非社会性的。然而,涂尔干的批判又存在盲点,他没有看到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教育规定——教育是促进年轻一代“非社会的社会化”的活动。康德在他的历史哲学以及教育学的“林喻”中阐述了他对教育的这种规定。现代教育学人,有必要将“非社会的社会性”作为核心范畴纳入教育学之中,因为这直接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能动的、有情有欲的、非社会性的个体,如何成为依赖他人、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性的存在。

从法理的角度评价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的社会论在犯罪学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涂尔干是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犯罪现象的学者。本文对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分工的职能和因分工将会引起的新的社会纽带的可能性进行了解。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基于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的医学生道德教育问题及质量提升策略探究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与医学教育创新需要,培育医术精湛与医德高尚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的重要任务。而以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为分析视角,客观审视当前医学生道德教育存在的系列问题,并基于涂尔干道德教育观与新时代社会环境相结合,探索医学生道德教育质量提升路径是研究重点。主要包含将道德理念内化于心、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惩戒、开展社会化的道德教育等方式,以期为医学生道德教育理论研究与政策制订提供思路借鉴。

文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最终克服

通过对《社会分工论》的细致分析,本文试图揭示涂尔干的社会类型说是法国社会学对自霍布斯以来的自然法学说的最终回答和克服。在此以前,围绕自然状态是否必定是战争状态,形成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文明社会的四阶段理论和以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专注政体理论的政治社会理论。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借助劳动分工建立的解决激烈生存斗争的特定机制,重演了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政治社会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分野,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社会中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他由此发展出的具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亦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社会理论遗产。

涂尔干职业群体思想对高职教师职业伦理建设的启示

梳理涂尔干职业群体思想的核心要义,分析当前我国高职教师在职业伦理关系、职业规范和教师个人德性等方面的失范现状,提出从建设高职教师职业群体和多维度建设教师职业伦理两条路径来推进我国高职教师职业伦理建设。

从约束道德到协作道德——皮亚杰对涂尔干德育思想的延续与超越

从“约束道德”到“协作道德”的演进是对从涂尔干到皮亚杰德育思想的整体概括,彰示着延续与超越的实质联系。延续体现在约束道德的必然性及其转向协作道德的层次递进,以及道德研究从哲学思辨到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的丰富。皮亚杰不满足于涂尔干的保守主义与道德权威,以民主建构的精神发起对纪律约束的挑战,完成了对涂尔干约束道德的超越:批判被动服从的道德规则并提出儿童主动建构;从惩罚形式与惩罚者角度修订了民主自治的惩罚思想;揭开涂尔干标榜“自主自决”实则“纪律—自动化”的道德面具,以“协作—自主性”取代之。皮亚杰提出民主社会对自律道德的影响力,这超越了教育的囿域,从社会支持的立场寻求德育的根基与出路,给当下德育改革以启示。

教育知识与圣俗二分:从涂尔干到伯恩斯坦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命题是涂尔干研究人类总体知识的落脚点,也是伯恩斯坦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性质的起点。本文试图重新理解涂尔干这一重要却不断被误解的命题,从“圣俗二分假想”入手,还原涂尔干知识社会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并呈现伯恩斯坦对圣俗二分的思考。研究发现,伯恩斯坦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知识及其社会基础的思考,从双重社会性假设出发阐释了教育知识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圣俗二分所蕴含的教育解放的可能性。

刑罚社会学的研究框架

最近刑罚社会学出现一种研究动向,即采用了“社会控制”分析框架,这一框架部分源自福柯的著作。这一观点的局限性是通过对涂尔干的刑罚概念进行讨论和批评来阐述的。与此不同,大卫·加兰德认为,一个更多维的探究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刑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其中包括刑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刑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深层的文化共鸣以及精神和情感支撑。

论大学公共体育课堂道德自主性的塑造--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视角

纪律精神、对群体的依恋和道德知性是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的主旨,依托大学公共体育的“课堂社会”,引导大学生在尊重社会事实和教师权威的基础上自觉做到对纪律的维护、指令的执行、责任的明确和道德的自主,让大学生在外在约束和内在欲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依据理性来从事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实现道德上的自由,塑造良好的道德人格。为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不仅要重视班级风俗和教师的作用,还要借助体育科学教育来预建理性。

迪尔凯姆论法律的道德精神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也是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迪尔凯姆将社会团结视为以社会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而法律则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是体现社会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社会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变迁必将引起法律制度的相应变化。把握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律与社会道德的紧密关系,厘清当今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矛盾。

涂尔干的社会空间观及其影响

针对人们通常认为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忽视空间问题或"无空间性"议题,深入发掘涂尔干学术思想中有关社会空间范畴的论述。涂尔干最早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空间概念进行了阐述,他结合社会文化结构对空间的差异性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解释了空间的社会根源问题,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涂尔干对社会空间概念从认知范畴层面的讨论,还缺乏把空间看作是社会活动的内在因素的分析视角,也没有摆脱一直以来视空间为外部存在物的传统观点。

深度分工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实现——论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主旨

涂尔干的思想是19世纪晚期资本扩张、政权动荡与道德乏力的总体危机下的产物。《社会分工论》则是涂尔干社会重建方案的"草图"。通过社会史的考察,涂尔干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经验性统一"乃是社会团结的普遍形式的观点,据此反证市民社会的过度功利主义与失范分工是一种"病态"。进而,现代个人与抽象社会融合的可能性必须以"经验有效"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即职业伦理、公民道德与人性宗教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现代社会科学配置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基础,唯此才能避免自由任意的市民风气与强制约束的社会结构。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 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浅析杜尔克姆法社会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杜尔克姆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文章主要通过文本研究,对杜尔克姆的法社会学思想进行梳理,旨在说明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分类方法以及其他主要论点,并阐发现实意义。杜尔克姆的法社会学思想,强调集体意识的强制作用,强调法与社会团结类型的契合,重视法的社会功能;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特别是转型时期的法律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中国的法治进程也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