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前锋》与陈独秀关系述论

中共三大后出版的《前锋》月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目前涉及该刊的各类著述,多侧重其与主编瞿秋白的关系,而实际上,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是该刊性质、定位的主要设计者。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已计划创办类似于《前锋》这一讨论“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刊物,体现了他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中央党报宣传体系化运作的构想。在《前锋》出版过程中,陈独秀是重要撰稿人,亦参与了编辑、出版工作。该刊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层面阐发国民革命的同时,陈独秀等亦对思想文化界动向予以关注,他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明其在政治革命的论政场域,仍力图在思想文化运动中有所建树。

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

1920年法国作家巴比塞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在巴黎成立光明社,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宣扬反战、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宗旨,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明社的刊物和沙龙等活动聚焦于文学革命本身,却为第三国际的宣传提供了载体,扩大了国际共运和苏俄革命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影响。在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巴比塞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试图在中国建立光明社分社,但无果而终。彼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尚不成气候,新生的中共也缺乏引领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

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青年》作为文化启蒙的重要平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和重新解读,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向,构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新道德体系。陈独秀不仅在理论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本质等一系列问题,还通过具体的革命活动展示了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他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觉醒与争取自身权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南。《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为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中共成立前后《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政治生态

中共成立前后的《广东群报》与广州地方社会互动,呈现出地方党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下的多重面相。创刊初期,《广东群报》与陈独秀、陈炯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陈独秀赴粤后,《广东群报》与广东工人运动、广州无政府主义、《广州晨报》的互动关系,对于形塑广州地方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炯明兵变后,《广东群报》被迫卷入中共中央、陈炯明派和孙中山派三方政治力量博弈中,因其在陈炯明问题上政治立场不明确,加之陈炯明的政治压迫,被迫停刊。通过对《广东群报》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出中共成立前后地方政治社会的复杂格局,还展现了报刊对于地方政治生态的形塑与建构。

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陈独秀赞助人身份为线索

建党前后,陈独秀以多重身份鼎力支持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阐释和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组织策划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出版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媒体人和出版家,陈独秀构建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红色舆论阵地以及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等机构,为马克思主义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平台和发行渠道;作为马克思主义撰稿人、评论家和演说家,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评论文章或演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鼎力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和传播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党百余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和传播活动探析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采取了多元并举的方式赞助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主要包括构建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红色报刊传媒平台,为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场所;创建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创设了流通发行渠道;通过发表《谈政治》等评论文章,开展《社会主义批评》等演讲,并与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以译述的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塑造了早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早期陈独秀倡导妇女解放的伦理思想,力主排除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重塑妇女的自我意志与社会的道德风气。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关照妇女运动,提出妇女解放要从教育、职业和经济独立三方面的具体实践出发,拓展妇女解放的实践路径。妇女运动要进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社会制度的根源上彻底解决妇女受压迫的困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事业,使妇女权益得到保障,重构女性伦理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妇女的独立与解放。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南陈北李”的建党逻辑:中国共产党对旧政党的超越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完成了一次逻辑嬗变,即中国共产党对旧政党的本质性超越。在逻辑起点上,“五四”前后国内外革命大势的巨变推动他们从崇仰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逻辑展开上,他们从解剖由政客召唤的钻营谋私且粗劣羸弱的旧政党,到建构由科学社会主义凝筑、以改造社会且造福人民为己任的强固精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逻辑旨归上,他们摒弃了缺乏思想建党且组织混乱的旧政党,致力于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创建“里外都红”的中国共产党。

On the Subli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of Chen Duxiu

Chen Duxiu’S political career might be said to have been awakened by the Sino.Japanese War(1 894—95),and it ended,or rather.underwent a final awakening.in themids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的人民至上观念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确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进行哲学史性质的探讨。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开展,可以清楚看到人民至上观念的哲学内涵及逻辑结构:在历史观转换中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在民主观变革中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由此表明,人民至上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深厚的学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第二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创造及其特点的思考

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的创造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研究以十月革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确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世界革命的维度;二是研究和吸收第二国际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成果,建构中国的革命史观,这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维度;三是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范式,这是中国史观变革的维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三个维度的张力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进而推进了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史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独秀语言变革理论的生成渊源考论

主动背离科举之路,使陈独秀获得了超然审视文化传统的从容心态。1904年他在《安徽俗话报》发表的《恶俗篇》,所针对的仅是风俗之类的文化表象。及至完成了从“立国”向“立人”的转变,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伦理。这即寓示着陈独秀终于洞察到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伦理以语言为依托,是文化传统与每一生命个体的联结媒介。若要摆脱伦理的羁继,势必要对伦理的承载物一语言进行变革。伦理觉悟引致了语言觉醒,陈独秀从对一旧伦理的反思中进而发现了文言文和旧文学的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领悟了语言变革的真正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之路亦由此开启。

多向度的“革命”:中共成立前陈独秀革命思想演变探究

陈独秀最初极力推崇以实现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在感受民国政局混乱之后,转向民众的心理建设,并将“革命”内涵加以拓展,延展至伦理、道德、文学等各方面。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眼光向下,主张民众运动。在对世界劳动运动历史规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他由主张民众运动发展为主张劳工革命。陈独秀主张的革命具有多重向度,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关系复杂。最终,两种“社会革命”在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合而为一,“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则独立性消解并融入“社会革命”之中。

陈独秀对日语词汇的接受——以《新青年》(1915-1926)为研究文本

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为研究文本,全面抽取陈独秀所用的二字、三字、四字词,运用文献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调查各类词的词源及分析三、四字词的结构,从而弄清陈独秀的用词特点,明确其在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细化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的轨迹。研究发现:陈独秀使用的新二字日语借词已经减少,而新三字、四字日语借词较前期有大幅增加,且出现大量同语素自造三字、四字汉语词,以此可见陈独秀对日语借词积极接受的态度,以及他的积极造词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从“真教育”到“新教育”:五四时期陈独秀教育理念探微

教育是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变革社会的重要环节。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教育理念经过了从“真教育”到“新教育”的演进,在此过程他对国内教育改革进行了取舍:在指导思想上,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推崇西方制度模式;在教育方针中,借鉴实用主义,提倡发挥教育之功效;在教育主体上,扩大对象范围,借鉴社会主义思想,向平民化教育转型。陈独秀的教育理念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也为促进国民性解放提供重要推力。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教育理念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实践提供重要借鉴。

陈独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进路

从历史进程而言,陈独秀对“科学”理解的嬗变与重塑是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不可或缺之前提。受中西、落后与文明框架影响,陈独秀早期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与社会进化论的混杂体,使其更容易向往西方政治体系。1917年初至1920年,陈独秀科学观在嬗变中重塑。他对科学内涵、方法、精神理解的深化为其审视、接纳马克思主义预留了空间,以科学为信仰奠基观念的形成,则为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铺平了道路。陈独秀循科学进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科学在中国的交融影响深远,不仅为党的创建积聚了力量,亦为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吹响了前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