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新见唐《鹿裕墓志》考释

唐《鹿裕墓志》记述了志主自曾祖鹿悆以下各代人物的官爵信息,与传世文献和隋《鹿善墓志》相互印证,且多有补充。墓志较多记载鹿裕祖父鹿[僧]晓在北周的官爵,及本人从北周入仕经隋至唐初五十余年间的仕履经历,不仅补充了《元和姓纂》的缺漏,也反映了中古时期济阴鹿氏家族爵位由“定陶侯”向“河内公”转变,再回归到“定陶公”的历程。墓志所见鹿裕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及其卒葬地信息,反映了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济阴鹿氏成员实际籍贯变动与其家族记忆中郡望的书写差异。传世文献记载济阴鹿氏家族谱系在唐初鹿裕之后突然中断,令人费解。《鹿裕墓志》的发现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即墓志通篇都没有提到鹿裕子嗣的任何信息,或许反映了济阴鹿氏家族后嗣稀少甚至断绝的情况,这可能是该家族在入唐后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新見隋唐墓誌俗字例釋

隋唐碑刻保存着衆多俗字,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得到準確辨識,還有一些未辨或誤辨的俗字,值得進一步考釋。文章選擇近年新見隋唐墓誌文中“■”“■”“■”等15則釋讀有問題的俗字進行綜合考察,其成果既有助於相關碑刻材料的合理解讀與科學利用,又可爲近代漢字研究、字書收字、漢字編碼等提供實證資料。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隋唐人物信仰价值论①——以墓志文字为线索

碑板墓志文字,一生功名事业取舍,价值倾向攸关。社会崇尚,风气扇被,当时习而相忘,文献忽焉不察者,往往集中流露于此。隋唐社会,无论生前阀阅显赫、文治武功,方当盖棺定论之际,所取态度,相当部分突出表现为"朝市心违、山林志毕"。如此信仰取舍,魏晋南北朝尚不多见,五代则尤属罕睹。作为价值选择方式,以入世始,以出世终,合乎心行张弛有常、始张终弛之道,契合隋唐之际儒道释东土交融之实际。

隋唐墓志新见隋唐经籍辑考

墓志文献在传世文献的辑佚、校勘和考订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利用几种大型墓志拓本汇编,在其他学者集录的基础上,新补隋唐经籍二十四种,并稍加考辨,以期对了解隋唐人之著述情况有所补益。

新刊隋唐碑志俗字考

出土碑志材料真实、内容广泛、数量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关键;难点在于文字俗讹多变不易分辨,铭文残缺模糊不易识断,语言典雅深沉不易理解。考释新刊隋唐碑志俗字疑难字需要抉发俗变原因,梳理形变脉络,沟通字际关系,分析构形理据,融贯变异规律,运用有效辨识方法。

杨卓墓志与唐代帝陵的风水理念等相关问题

唐杨卓墓志近年在西安出土,志主为一风水先生,殊为稀见。志主通晓堪舆之术,继贞元年间参与了德宗皇帝崇陵的选址工作之后,又相继参与了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的选址。志主因功而获得奖赏与升迁,但其为伎术官的身份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非显赫;"唐十八陵",在长安以北呈扇形分布,各自独立,完全是按照山川形胜和岗原气候的风水理念建造分布的;唐代风水堪舆之风风靡全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三苗之后与扶风窦氏:从《窦伯岁墓志》看唐代党项窦氏家族

横山出土之《唐窦伯岁墓志》主要记载了唐代夏州地区党项首领窦伯岁的家族世系,窦伯岁本人及其曾祖窦罗磨、祖父窦越磨、父窦铁山所担任的各种职官名号。墓志不仅详述了唐史史籍未载之党项羁縻州长宁州及党项酋豪窦氏家族,还反映了窦氏家族的身份认同、汉化风气及其对于晚唐夏州藩镇武力的渗透。

《洛阳新获墓志》隋唐墓志之书学研究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墓志183通,其中隋唐墓志115通,占全书总数近三分之二。这一百多通墓志,大致反映了隋唐书法基本面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隋唐墓志的书法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订正了前人的一些误解。

《沧州出土墓志》南北朝至隋唐部分录文校正

《沧州出土墓志》对沧州境内出土的墓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是反映沧州历史文化以及进行俗字研究的重要资料,但该书在录文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沧州出土墓志》中所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志录文试作校正,可增强其准确性,提高其参考价值。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释文校理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著录新见隋唐墓志50通,集拓片、提要、释文和文史考证于一体,文献和语料价值突出,为隋唐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由于文字讹俗、石面残泐、拓片制作不善而影响文字辨认等原因,导致该书释文存在不少缺误,断句亦偶有疏误,极不利于该份材料科学有效的利用。论文以拓片为依据,分十一类举例补正了其中近50条典型的文字缺误,旨在为进一步发挥这批材料的实际价值提供支撑,亦对后续石刻等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重要意义。

五方隋唐乌兰墓志考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省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村北城滩古墓群先后出土了五方隋唐墓志,都记载了乌兰城和乌兰县,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乌兰建制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这五方墓志中,有两方是块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有两方原石已佚,但《定西文物概况》中抄录了部分文字;有一方藏于私人之手,经过笔者辗转寻访,有幸得睹墓志照片。本文将这五方北城滩出土的隋唐乌兰墓志汇总起来进行考释,尽可能准确地抄录墓志文字,并且考察了乌兰城、乌兰县的建制演变,乌兰县治的地理位置,以及敦煌氾氏东徙乌兰等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推动丝路北道与靖远地方史的研究。

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

隋唐墓志俗字考释九则

俗字释读、考辨是碑刻文字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其难点所在。已有隋唐碑刻文献整理成果中仍有不少未释、误释的俗字,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选择其中较典型的九则材料进行考释,以期为相关碑刻文献的利用和研究提供参考和支撑,亦为汉语俗字研究提供可靠字形材料。

隋唐墓志用语补苴《汉语大词典》例释

在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所藏墓志中,一些隋唐墓志用语,如“麟册”“纶司”“甿誉”“窀塗”“偏零”“储坊”“輀榇”“泉封”“永绥”“盥风”“挺妖”“秺侯”“仲衮”“婴恙”“危痾”“义桓截耳”“惊策蒙俗”“清畏人知”“苴茅锡社”“怀果问安”“请袵何止”等,为《汉语大词典》所未收;有些墓志用语,如“宰君”“旻苍”“断机”“二庭”“秦缓”“小星”“帷幄”“闺壶”等,则为《汉语大词典》提供了更早例证。

隋唐军府新考

建国以来,随着隋唐墓志的大量出土和整理出版,一些学者继劳经原、罗振玉、谷霁光之后,利用这些墓志研究和增补了鹰扬府和折冲府,并且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近年出版的隋唐墓志,新增补鹰扬府10个、折冲府12个,并对前人研究略做补正。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校正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的出版为石刻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该书录文较为准确,但仍存在俗字误释、俗字未释、残字缺录、残字误录、标点不当等问题。以下将列举20例分别加以校正。

新见隋唐与朝鲜半岛国家有关的墓志简述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四百余方隋唐墓志中,有十余方涉及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有一定历史价值。

隋唐墓志用典的文学文化意义探析

立足于文学本位,以典故运用为切入点,拟对隋唐代墓志的文学特性探讨,并且深入挖掘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