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的机制研究——基于“环境—社会—治理”三维绩效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并改善了信息环境,可以增强企业绿色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最终实现ESG表现的显著提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并对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数字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增加绿色投资和加强环境管理来提升环境绩效,通过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社会绩效,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度和改善内部控制来提升治理绩效;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促进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深度融合,推进ESG信息公开标准化,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监督管理;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着力于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的协同提升。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负债和寻租变化的分析

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效应。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有关研究也能够较为真实反映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为此,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ESG表现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根据企业ESG表现差异和绿色创新效率类型展开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可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和减少企业寻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具体对高ESG表现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低ESG表现企业存在正向影响;企业为提高ESG评级存在绿色创新投机行为,通过增加策略性绿色创新产出提高ESG水平,ESG表现越差则策略性绿色创新效率越高。鉴于此,提出应重视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形成企业重视、社会关注、政府支持的,以实质性绿色创新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景观演化机制及资源治理特征

【目的】将以资源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引入传统村落保护研究领域,从多学科视野阐明人居环境有形表征下普遍存在的无形社会治理过程,推动传统村落价值认知和保护方法的创新。【方法】以滇西地区云龙盐业村落为案例,采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与适应性循环模型,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揭示云龙传统盐业村落空间景观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治理情景和特征。【结果】在前循环期,社会-生态系统以资源生产为演化驱动力,行动者在“资源开发维持”与“资源流通管理”两个行动情景中,通过制定一系列可持续的资源分配规则,产出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进而发展出“业缘-血缘-地缘”联结的盐业社会及河谷盐业村落景观、山间古道桥梁景观、山地梯田田园景观。进入以资源转化为演化驱动力的后循环期,经历“资源停滞衰败”与“资源转化更新”行动情景,针对要素关联断裂、空间景观缺乏保护的现状,通过治理策略将遗产资源转化为生态、社会、经济等资源。【结论】传统盐业村落的空间景观演化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围绕盐资源开发利用而进行的复杂治理关系。重识村落演化特征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智慧、重构以资源治理为核心线索的遗产保护框架、重建以资源转化重组为驱动力的治理机制,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特色空间景观的保护与发展。

IEA国家经济-能源-环境-社会四元系统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经济、能源、环境和社会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基于46个IEA国家的样本,构建经济-能源-环境-社会(3E1S)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3E1S耦合协调度进行时间和空间差异分析。研究发现,IEA国家2000-2020年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维持在0.60~0.70之间,属于初级协调水平。若进一步将46个国家划分为14个地理亚区,可以看出各地区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趋势,总体上差异较小,但北欧、西欧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研究的结论强调了促进3E1S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协同、促进区域合作与经验交流,激励创新和技术发展,并加强耦合协调度的监测与评估。

基于“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健康住院环境评价体系研究

为适应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填补既有评价体系在指导健康住院环境建设上的不足,文章在解析环境元素、总结健康作用路径和辨析主体健康需求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了以健康干预为线索、医护及患者双视角下的住院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析结果显示,生理健康是患者评价中最重要的一级指标,而医护视角中社会健康的权重最高。此外,基于对生理、心理、社会各维度指标的综合分析,明确了各健康目标下的关键要素。研究为适应新医学模式的医院住院环境健康评估和设计优化提供参考。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演变的生态流量阈值适宜性研究

针对天门河-汉北河流域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用水矛盾突出、水生态退化及经济社会发展受限等问题,基于水系统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模型,从系统层面研究河道内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应用情景模拟法,考虑高效节水、再生水利用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及未来天然来水的不确定性,设置9种情景模拟2022—2035年研究区高、中、低3种生态流量阈值下的水资源供需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结果表明:高效节水和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均有利于缓解因生态流量阈值增大而引起的区域水资源用户间的冲突问题;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建议研究区丰水年(P=2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30%~50%,平水年(P=50%)和枯水年(P=7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10%~30%;增大生态流量阈值的同时应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调控措施。研究结果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出发分析河流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为复杂水资源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持续的强人类活动改变了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馈关系,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探究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识别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协同学和随机森林模型改进了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河南省黄河流域2011-2022年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采用核密度估计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分别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中心带动周边,边缘发展缓慢”、“上游优于下游,西南优于东北”的空间非均衡格局;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显著,各城市间空间异质性明显,呈现出“区域齐升,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演化特征;自然禀赋、经济基础以及人居环境是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各因子之间关系日益紧密,交互类型呈现向“非线性增强”转化趋势。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协调发展评价的新方法,并对其科学性进行了验证,为深入剖析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工具,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自我-家庭-环境赋权管理模式对老年T2DM患者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究自我-家庭-环境赋权管理模式对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2022年11月—2023年11月山东省泰安荣军医院收治的68例老年T2DM患者纳入研究,根据患者治疗期间接受的不同护理方式进行分组,常规护理组(31例)接受T2DM常规护理,赋权管理组(37例)接受自我-家庭-环境赋权管理模式。对比两组血糖水平、用药依从性、自我效能评分、社会支持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赋权管理组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水平均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赋权管理组患者的用药应从性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赋权管理组患者的糖尿病自我效能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赋权管理组患者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赋权管理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自我-家庭-环境赋权管理模式能有效降低老年T2DM患者的血糖水平,提高用药依从性、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

基于生物-生态修复技术的河湖廊道环境治理方法

为了保障河湖环境的长期健康发展,基于生物-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河湖廊道环境治理方法。利用渔网和PE网布置进出水口拦截网,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对污染河道进行清淤,并设置初沉池、二沉池和拦水坝结构;按照分段整治策略,对缺乏植物生长及生态功能的区域进行护岸平整、土工格栅与格室铺设、生态袋挡墙构建、土工格室填土、封顶以及草种种植。治理后河湖廊道的生态功能得到了有效恢复,水质检测结果可达到IV类标准。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促进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织共存的制度背景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正逐步被提升至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但其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从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借助2011—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更高的ESG评级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细化子维度发现,环境保护表现、社会责任表现、公司治理表现均能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且环境保护表现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更强。机制识别发现,ESG评级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激进绿色技术创新,且高管环保意识强化了ESG评级与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拓展检验发现,异质情境下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在市场关注较高中表现得更强。据此,建议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力,以“双碳”目标为指引,加强ESG评价体系的制度设计,全力推动重点区域ESG信息披露,注重培养高管环保意识,进一步因“境”制宜,形成ESG信息披露的多元化策略组合。

社会-生态系统干旱脆弱性与适应性治理的概念及研究进展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是地理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研究课题。适应性治理是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议题。论文在梳理社会-生态系统干旱脆弱性与适应性治理的相关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从研究尺度、数据指标、测度流程、驱动机制等方面探讨了社会-生态系统干旱脆弱性研究进展,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适应途径等方面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展开,并指出当前社会-生态系统干旱脆弱性与适应性治理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展望。

基于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废旧光伏组件回收固废税和奖惩机制研究

针对当前废旧光伏组件回收经济性偏低、主体责任不明、管理政策缺失等问题,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组件“报废潮”,需要构建一个包含政府、组件制造商、光伏电站集成商、电站业主、回收处理商的三阶段主从博弈模型,探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下固体废弃物税和奖惩机制对废旧光伏组件回收量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影响,明确均衡状态下综合效益最优的税收与奖惩机制和主体定价策略。结果表明,两种政策联合实施比单独实施其中一项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可以帮助制造商获得基于可节约成本的额外效益,并促使其采取提升回收商积极性的回收材料价格决策,从而增加回收量和效益。

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ESG也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ESG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简要回顾了中国的ESG实践,并将其自2005年起分为起步阶段(2005—2009年)、发展阶段(2010—2017年)和全面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通过对主流的ESG评价指标体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高度相符,表明ESG与生态环境科学联系密切。再根据国内外ESG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存在脱节,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ESG研究提供参考。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研究综述:发展动态、研究方法与应用领域

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能够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及相互作用进行解析,并通过行动情境分析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因此成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然而,目前缺乏对SES框架研究进展的系统总结,这不利于更多的研究者理解并应用这一方法,也不利于该方法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结合文献计量分析,从发展动态、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三个方面对SES框架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探讨了目前SES框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SES框架研究的改进方向。SES框架自2009年正式提出以来,仍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其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持续增长、快速发展三个阶段。SES框架的研究思路可归纳为核心问题聚焦、关键变量选取和系统结果评估。SES框架的应用领域集中在系统属性研究、综合治理分析和公共政策评估三个方面。从现有应用研究来看,核心问题已广泛涉及多个尺度、多种类型社会-生态系统的具体问题;一级变量集中在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行动者,二级变量则因各应用领域的侧重点不同在选取频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系统结果评估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以定量方法实现部分变量的定量化表达。研究表明,SES框架具有多学科融合、应用范围广泛、变量使用灵活的特点,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为对变量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变量选取与表征的规范不明确、对系统跨尺度的差异特征、互动联系以及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分析匮乏。未来SES框架研究应当在完善变量的界定、选取和表征、深化不同时空尺度的互动研究等方面作深入研究。

基于环境-社会-治理理念的石化上市公司综合绩效评估

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客观赋权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应用Topsis法确定评价年份与理想解之间的差距,建立石化上市公司综合绩效评估模型,对中石油综合绩效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特色在于将ESG理念(综合考量环境、社会与治理等非财务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价值观)引入公司绩效评估,该评估体系既能评估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亦能量化环境、社会与治理效益,与创新、协同、绿色、共享、开放新发展观契合。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研究

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于区域系统各方面的众多因子相互动态耦合过程中,存在一定可遵循的演变规律。耦合协调度作用机理对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将耦合协调理论引入经济、社会、环境区域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省份2008—2014年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状态进行测度和评价,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路径创新——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为例

"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需重点防范沿线自然环境阻滞、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张力等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围绕生态环境治理出现的域外大国同质政策竞争等生态环境衍生风险。对此,中国可以探索治理主体开源、治理过程持续、治理手段多元、治理客体共生、治理结果共享的绿色治理新路径,这一新路径不仅能够系统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而且能同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针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在"一带一路"提出以前,便通过与周边国家积极分享水文数据、立足自身主体地位参与对话会议、坦诚回应外界水电站建设质疑等方式开展了次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治理实践。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丰富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国应从引领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共识、打造区域强效制度、分享绿色扶贫经验、探索第三方市场绿色合作等方式,积极探索以系统性治理逻辑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绿色治理路径。

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工具选择

雾霾已成京津冀的"痛点"。政府和学界已形成如何协同治理雾霾的良性互动,今后要提高政策工具效果,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将人为作用影响环境变化的STIRPAT模型应用到分析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领域,建立了"经济-社会-技术"三位一体治理雾霾的政策工具,依据方程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将其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实证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对雾霾有显著性影响。经济政策要选择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工具,社会政策工具的重点是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大贡献,技术政策工具应从合作机制、共建大数据平台和统一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