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下游资源共享视角的供应链ESG溢出效应

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供应链整合背景下考察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在供应链上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供应商和客户ESG水平能够提升企业ESG水平;ESG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管理知识资源、资金资源和技术资源共享3个渠道发挥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而言,ESG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该研究对执行我国维护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SG表现对体育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采用79家A股体育上市公司2018—202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体育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体育企业创新能力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体育企业价值,且体育企业创新能力在二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即良好的ESG表现在增强体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对体育企业价值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体育用品和体育服务两类公司的企业价值依然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认为,体育企业应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这有利于体育企业完成“双碳”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体育企业提升综合实力,实现企业价值;更有利于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ESG表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数据,实证检验公司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表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股票流动性,通过分项指标来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均对股票流动性具有提升作用,并且社会对于股票流动性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股票流动性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ESG表现主要通过提升外部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评价、提升内部创新效率和缓解内部委托代理成本等传导路径影响企业流动性水平。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上市能源企业ESG评价与财务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ESG是基于价值的重要评估因素,披露涵盖了涉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信息,可以用来评估公司的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支持风险管理。能源行业作为环境敏感行业,拥有高环境风险和更严苛的监督环境,ESG评价对能源行业的影响更深。我国进行ESG评价的时间较晚,现有对ESG和上市企业财务影响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基于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现状,构建理论框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了ESG评价和我国A股上市能源企业财务状况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评价可以促进企业的财务绩效。建议企业应重视ESG评价,投资者应将ESG评价纳入投资决策,监管部门应完善ESG相应政策,媒体应加强监督。

美丽遇见ESG——美妆企业践行ESG理念的绩效与挑战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ESG(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治理)的发展起步较晚,但随着“双碳”目标(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提出,ESG在各个行业受到的关注度快速提高。中国美妆企业的ESG实践正处于初期阶段。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比国际美妆集团ESG绩效和中国美妆公司ESG绩效的异质性,总结中国美妆企业ESG提升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主要贡献:(1)在理论层面,作为首个基于化妆品行业特有属性的ESG学术研究,有助于化妆品行业提升关于ESG的认知;(2)在实践层面,基于对国际和国内美妆集团ESG的个案研究,阐明了ESG评级高分企业的表现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具体实践差距,为中国美妆上市公司提升ESG表现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企业ESG表现对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的影响研究

以2017—2021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双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变好显著降低了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程度,尤其对被高估的公司缓解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准确度越高,ESG表现提升的影响效果越好,同时非国有控股公司的ESG表现提升对估值偏误的影响效果更好。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升,也丰富了ESG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

面向新污染物风险治理的环境监管

基于新污染物“高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以及“生物累积性”三大特征,在传统生态环境监管思维下,新污染物将引致“累积性环境健康风险”“弥散性生态环境风险”“突发性环境社会风险”,面对这一风险叠加的挑战,传统环境监管面临多重困境:一是现行环境监管体系无法解决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的积极预防性需求;二是常规环境监管体系难以应对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的协同性治理需求;三是传统环境监管模式难以满足新污染物社会风险的应急性防治需求。针对传统生态环境监管存在的以上困境,提出以下符合新污染物治理需求的环境监管优化策略:面向新污染物健康风险更新现有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对焦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填补生态环境监管漏洞;因应新污染物社会风险破解生态环境监管失灵。面对新污染物治理的风险挑战,结合生态环境监管优化的相关策略,生态环境监管转型的任务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确立风险的“积极预防”目标更新生态环境监管体系;二是以全过程、动态化风险协同防控思路补强生态环境监管链条;三是以建构环境社会风险弹性治理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而根据以上思路,面向新污染物风险治理的环境监管优化又蕴含了需从治理的立法目标、规制范围与规范体系等路径,探索制度完善的需求,相应的具体规范内容包括确立生态环境一般法中风险的“积极预防”原则及其适用规则,借鉴“生命周期治理”理念设立新污染物风险全过程协同治理的类型化规则以及构建新污染物环境社会风险的弹性化治理制度等方面。

数智化趋势下投资类课程思政育人教学路径探索——以证券交易实务课程为例

分析在数智化趋势下投资类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必要性,探讨常见的教学模型PACE模型、OCMER模型、PSET模型,探究在新形势下进行思政教学改革的路径选择,包括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融合、强化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增加思辨性学习内容、基于OBE成果导向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设立实训导师并建立综合实践基地等。总结在教学改革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包括在案例分析、实训技能操作、第二课堂实践中融入思政元素,并剖析数智化趋势下投资类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的应对策略研究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是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搭配资源、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实施,统筹推进,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两山”理念在项目运作和实操层面的具体应用,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探索,是加强环保投融资的重要渠道。EOD项目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通过关联产业开发收益弥补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在力求财政资金“零投入”的前提下,实现项目资金自平衡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要求。EOD项目投融资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专业性强,对社会资本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要求较高,因而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很多挑战。为了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破解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可能存在的难题,本文总结了EOD项目的优势,梳理了我国EOD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的挑战,并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从社会资本方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ESG框架下财会背景独立董事履职能否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

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视角,运用人力资本和公司治理理论,结合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框架,依据2010-2019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考量财会背景独立董事履职的三大维度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财会背景独立董事占比越大,兼职同行业、同类型公司越多,年龄性别为非大龄女性,亲自与会次数越多,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较高;而在任期和薪酬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则出现了背离。进一步研究表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财会背景独立董事履职在薪酬、任期和亲自与会次数三方面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预付式消费治理的实现路径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通过提供额外优惠长期绑定客户以实现经营者与消费者双赢的商业模式。然而,当前在推广应用预付式消费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退款困难、商家跑路、维权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破坏了诚信消费环境,不利于预付式消费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预付式消费的现实梗阻可以归纳为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信用惩戒机制不足、政府监管存在缝隙、预付资金纳管漏洞、市场动态风险等方面。“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模式能够拓宽预付式消费治理的思路,为有效解决预付式消费难题提供有益方案。具体而言,预付式消费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嵌入信用惩戒监管机制、加大执法追责力度、破解资金纳管难题、加强社会协同治理等。

生态环境“微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及路径探索

公众生活过程中犄角旮旯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环境问题,这些“小”环境问题治理是推动公众“自下而上”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微治理”促进共同富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成果作为公共产品构成共同富裕的物质内容;二是共同实践的持续过程有助于提升公众的集体主义认同。通过机制设计形成“全民皆兵”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新局面,可以引领公众形成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辩证统一的共同富裕观。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检验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ESG水平,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内部控制效应及外部监督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地区制度环境、行业属性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为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基于制度嵌入性的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审视,营商环境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嵌入政府、市场和社会系统中由政府服务环境、市场监管环境和社会基础环境构成的制度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降低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作为营商环境优化的责任主体,应以有效的制度创新实现政府服务的高效性、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社会要素的完备性。对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进行简要回顾,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性诱因,提出了建设让企业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管机制、完善有效聚集资源要素的社会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