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战略下ESG水平对矿产行业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矿产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矿产行业迎来转型和升级,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然选择。为探讨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水平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以我国A股矿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17—2021年的相关数据,以市场绩效(TobinQ)和财务绩效(EVA)为被解释变量,ESG水平(ESG)为解释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政策发布时间(POLICY)为调节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矿产企业中,ESG对TobinQ、EVA均有积极影响,且SIZE和POLICY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矿产行业面临的挑战,从管理、制度、评级等角度出发为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提出相应建议,以求改善企业ESG水平,加快实现“双碳”目标。

辅车相依:ESG实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企业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的首要目标,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ESG实践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探究宏观财税政策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ESG实践对上市公司创新有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均能正向调节ESG实践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财税政策对ESG实践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强度总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格局;进一步分析发现,ESG实践与企业持续性创新之间仍存在正相关关系。据此建议:政府应强化企业ESG理念和建设,规范ESG信息披露标准;根据企业变化动态调整宏观财税政策,并基于地区之间不同的发展目标,设计差异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以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战略重点。同时,作为考察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的综合指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对企业的创新和绿色发展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研究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媒体关注度和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强,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为促进企业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应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健全ESG信息披露制度和表现评价体系,引导投资者树立ESG投资理念。

企业ESG表现的就业效应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机制,提出了企业ESG表现可通过财务支持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对就业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该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可以显著提升就业水平。调节效应表明,投资者关注度在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程度进一步增强了ESG表现对就业水平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改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ESG表现能否提高财务柔性?

在我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ESG表现能否提高财务柔性,为可持续财务增长创造条件,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ESG表现对财务柔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从资源流动的视角看,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财务柔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的渠道是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这种提高效应在环境不确定程度较低、受到投资者关注度高的企业和非污染行业中更为突出。研究有助于揭示企业ESG表现提高财务柔性的内在逻辑,探究企业如何通过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来管理风险并提高财务柔性。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模型

研究ESG表现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激励企业加大ESG实践投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为调节变量研究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越好,企业风险越小,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研究结论表明现金持有水平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风险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最后还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升级

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升级。本文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促进重污染企业升级,企业数字化水平在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和企业升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税收优惠正向调节了重污染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探究还发现:重污染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影响较弱;中小规模企业相较于大规模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于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ESG表现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在ESG表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数字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ESG表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科技和非重污染类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E、S、G各个子维度均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环境维度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为此本文提出企业应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提高对ESG表现的重视程度,高科技企业以及非重污染类企业更应该重视ESG理念,加强ESG实践;同时,还应主动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提高数字化水平;政府及监管部门应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助力企业提升ESG表现。

体育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分析

作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ESG理念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强绿色产品研发创新能力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等来提升体育企业的生产效率。该研究以2017—2022年沪深A股18家体育概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体育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数字化转型水平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体育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促进效果在小规模体育企业中表现得较为显著;数字化转型水平对体育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我国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偏低;融资约束对我国体育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鉴于上述结论,该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议:积极参与ESG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理念;强化体育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加快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金融与体育产业融合,破解体育企业融资难题。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SG作为一种非财务绩效评级标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研究对象选取为2017—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实证分析ESG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ESG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水平均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起到了中介作用。文章研究对加强我国企业对ESG信息披露影响的认识,激励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相关制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SG、财务绩效与配对交易收益的关系研究——来自我国沪深两市A股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SG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责任投资模式,近些年来在国内外逐渐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本文使用2017—2019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ESG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以金融行业为例分别探究公司ESG和财务绩效对配对交易收益水平和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的ESG指数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选择较高ESG评级的股票对能够提高配对交易的收益水平和稳定性;(3)选择较高财务绩效的股票对能够提高配对交易收益水平,但无法提升稳定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投资者了解我国ESG理念的践行以及对ESG投资的认可程度,为政府和监管机构制定ESG相关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企业ESG表现——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ESG是企业绿色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的关键,数字化转型为增强企业ESG表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手段。基于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Python文本分析提取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表现,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随着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而逐渐增强;(3)在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期企业与成熟期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从高质量发展水平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ESG表现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蓄水池动机还是投资替代动机

在“双碳”政策背景下,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ESG)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研究系统分析并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中介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体现出企业的“蓄水池动机”,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成立;企业财务风险承担水平在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我国ESG报告顶层制度设计初探

在绿色、开放与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本文围绕ESG报告的内在要求,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探讨了ESG报告的顶层制度设计理念。在监管架构上,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可持续发展报告工作小组,促进监管机构与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合作实现多元监管;在监管思路上,参考国际组织实践经验,统一ESG信息披露标准,利用分行业监管模式提升监管效率,同时采用“不遵守则解释”原则、弹性披露频率等方式对强制性程度加以管理,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总体思路实现ESG报告的落地;在报告设计上,宜从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和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细化ESG报告的量化指标,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在企业层面落实。

企业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水平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ESG表现对非效率投资水平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越高,非效率投资水平就越低;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越高就越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和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此外,企业产权性质并不会改变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对此,文章提出:企业管理者应将ESG纳入经营决策范围;管理部门要不断完善ESG体系相关制度建设;企业员工要逐步提升ESG理念。

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224家农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农业企业ESG表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补助在一定规模内时,增加政府补助会对农业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当政府补助达到一定规模时,增加政府补助反而会对农业企业ESG表现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水平在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就不同行业属性而言,政府补助对制造类、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农业企业ESG表现呈倒U型影响;就不同补助类型而言,研发补助、环保补助对农业企业ESG表现呈倒U型影响。本研究为健全政府补助的发放办法和考核机制、优化农业企业ESG表现的内外部环境、提升农业企业开展ESG行动的内驱力等提供了有益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否促进高碳行业企业ESG水平——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交易政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微观层面能够助推企业实现绿色化转型,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于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阶段的双重差分模型,以2009—2022年沪深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ESG表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两个渠道促使高碳行业企业展现出更好的ESG表现,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西部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企业研发投入、ESG表现与市场价值——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研发活动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责任和数字经济的重视度提升,ESG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企业研发投入、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机理,以及数字化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有助于提升其市场价值;而ESG表现在企业研发投入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在研发投入对ESG表现的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Sobel检验、替换变量法以及时间滞后法等方式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验证。根据结果,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ESG表现,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