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ESG表现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我国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对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日渐深入。在对相关研究热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发现:企业ESG表现内涵尚不够明确、ESG表现评级缺乏对质量的重视、缺乏数字经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综述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对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式进行辨析,总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仍需在ESG评级体系、研究动因与研究后果等方面深入探索,进而推动企业ESG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1年的数据,对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性质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以及E、S、G三个维度均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而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调节作用,即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强了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非重污染行业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且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这两者的关系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丰富了ESG领域的文献,促进了ESG理念的巩固与完善,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通过共同持股关系形成网络团体,采取一致行动。基于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代理理论,探究网络团体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团体持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网络团体持股能够缓解2类代理问题,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大股东私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网络团体持股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团体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即团体数量更多、规模越大、背景越丰富,持股越稳定,相对力量越强,企业ESG表现越好。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后果研究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内外双“管”下ESG表现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5-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在二者关系中的重要补充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及其三个维度对企业融资成本具有差异化负向效应,良好的环境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更能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度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即随着内控水平和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企业ESG表现及其三个维度对融资成本的抑制效果逐渐得到强化。其中,内部控制的强化效果在公司治理方面体现更为明显,媒体关注的强化效果则在环境责任方面更为突出。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总体上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但二者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动态的“潜力滞后—缓慢释放”的非线性变化轨迹。绿色金融发展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在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为遮掩效应;数字化转型导致绿色金融对企业ESG的推动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缓慢释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低组、金融基础较高组、重污染行业与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绿色金融同群效应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ESG表现同群效应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但对财务绩效短期无显著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双重视角

基于2017—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媒体关注度和高管过度自信两个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两条路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二,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影响企业ESG表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并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分布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投资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ESG表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西部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表现的期望影响了企业经济价值吗

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经济价值的影响受到利益相关者预期的作用。本文以2011~2021年披露ESG信息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利益相关者ESG期望差距和企业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并分析媒体报道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考察产权性质和行业属性两方面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若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则能提升企业经济价值,若达不到利益相关者期望则会削弱企业经济价值;媒体报道能减弱ESG期望落差的负向作用和ESG期望顺差的正向作用;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期望顺差的正向作用和ESG期望落差的负向作用更大,非重污染企业仅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本文为ESG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于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新视角,在实践上启示企业需要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对ESG的期望。

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量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正向影响显著,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韧性越强,且在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良好的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两个渠道增强企业韧性。鉴于此,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ESG表现,政府主管部门要引导并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各利益相关方发挥监督作用,强化企业韧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职消费、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ESG表现——一个效率观的隐性激励视角

文章从企业ESG表现的角度出发,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职消费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职消费的增加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支持效率观视角,而内部薪酬差距与在职消费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是相互替代的。通过细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方面的责任表现发现,在职消费主要提高了企业在社会方面的责任表现。同时,在职消费的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此外,仅当在职消费在合理预期范围内时,在职消费才能够发挥其基于效率观的隐性激励效能。

企业ESG表现能否促进实业资产投资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检验良好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从消费者、投资者及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渠道获取更多资源从而提高实业资产投资的逻辑思路。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会促进实业资产投资。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营业毛利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政府补助进而提高实业资产投资。经济后果研究后发现,ESG表现对实业资产投资的激励效应对企业短期绩效有抑制作用,对企业长期绩效有促进作用。研究厘清了企业ESG表现与实业资产投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提高企业实业资产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企业ESG表现的经济价值提供了新证据,对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有资本参股能改善民营企业ESG表现吗

本文以2010~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显著改善民营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提高民营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以及缓解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等多措并举地改善其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在内部控制能力较差和面临较严重融资困境的民营企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媒体关注在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ESG表现发挥的协同作用能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

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基于“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分析师盈余预测越准确;该种关系在审计质量较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通过机制检验表明上市公司ESG表现能够通过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来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表现已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选择。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途径提升ESG表现;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及规模等级的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表现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ESG表现能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吗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明股实债行为抑制杠杆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审计质量较低企业的ESG表现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管理层主动履行ESG责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管理层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方面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高、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