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NING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MP. & EXP.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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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IMP.& EXP.CORPORATION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ＭＰ．＆ＥＸ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ｆｆｏｆｔｈ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ｂ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2023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形势分析与展望

本文基于“全国地质勘查成果直报系统”数据,汇总统计了2006—2023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变化情况,分析了2023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形势的主要特点,展望了2024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形势。2023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200.72亿元,同比增长7.7%,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专业结构持续调整,地质勘查投入重心向西部地区转移,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占比持续增加。2023年,全球大宗金属矿产品价格高位震荡下行,全球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减少2.5%,而我国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逆势同比增长18.5%,主要原因是受我国矿业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和登记探矿权数量、面积增加等积极因素影响。展望2024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将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预计同比增长10%左右。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助推企业“漂绿”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的455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漂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但报告内容披露的完整程度会降低,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助推企业“漂绿”。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助推企业“漂绿”,但通过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来抑制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发布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漂绿”的助推效果减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企“漂绿”行为的助推效果不明显。建议提升对公司绿色治理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减少“漂绿”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创新升级背景下全球电影科技发展与思考启示——记2023年度SMPTE媒体技术峰会

本文结合对2023年度SMPTE媒体技术峰会国内外影视科技创新成果的研究分析,总结提炼出全球电影科技发展与应用的新进展新特点新趋势,在此基础上,统筹我国电影科技发展特点与应用需求,提出推进电影行业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客户稳定性

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对于经济安全平稳运行以及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应链关系视角考察了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客户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客户稳定性显著正相关,并且该影响在自愿性披露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及改善公司治理来增强客户稳定性。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拓展至供应链关系上,研究结论对供应商企业如何维护客户稳定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

从双元财富特征、财富获取途径、财富分享对象、财富分配方式4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新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解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企业的“富裕”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元富裕;企业在财富获取过程中,要基于价值创造、科技创造、劳动创造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树立以“广泛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财富分享理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由此达到“类陀螺式”的稳定财富分配结构,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2.0战略框架。

明星分析师关注、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企业投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国家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21年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股票流动性、解读研发行为,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而且明星分析师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成长性水平较低、公司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结果更加显著,体现其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解读不同盈利分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好;与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踪的样本相比,明星分析师跟踪对投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明星分析师通过正向解读投资行为途径,对公司价值挖掘,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对发挥明星分析师信息中介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与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财税普惠度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对提高财税普惠度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以及如何实施财税普惠政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引入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拓展了伯川德行业竞争模型,提出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说。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框架检验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其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提高财税普惠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三个机制分别为市场竞争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2)提高财政普惠度对高融资依赖度、高增长机会和高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而提高税收普惠度对低融资依赖度、低增长机会和低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本文为政府施行更加精准的财税普惠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财税特惠政策向财税普惠政策转型提供了理论和证据支持。

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

公司濒临破产时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此时的经营风险将由股东向债权人进行转移。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助力债权人应对上述风险的重要支点,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股东、董事以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公司资产的持续恶化。在学理上,“直接义务论”和“间接义务论”都可以为其立法建构提供逻辑支持,前者强调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直接承担信义义务,后者则认为此时董事依然对公司整体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应在决策中重点考量债权人利益。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也有推进该制度立法建构的现实需求,包括平衡认缴资本制对法定资本规则的弱化、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发展以及填补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等。无论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该制度的明确规定,还是美国的“加深破产理论”与英国的“不当交易条款”等功能性替代规定,都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参考。就具体的本土方案而言,可以“直接义务论”为指引,将该制度嵌入破产法体系之中。同时,围绕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触发条件的界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启动主体构成边界的明晰、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限制期限的规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中重整程序的融入、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承担以及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债权人追诉机制等相关内容,建构系统化的具体规则。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②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④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强制与选择: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边界之厘定——公私法规范融贯的视角

专项合规与全面合规适用模糊、司法监督与企业自治边界冲突,二者均反映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平衡企业合规与企业自治需要从公私法规范融贯的视角出发,划定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边界。厘定边界的法理依据在于涉案企业合规的理论涵摄范围与企业自治规范的法定框架限定。明确企业事务控制权的配置、企业经营业务的范围、企业自治规范的制定应当属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选择性事项,赋予企业就该类事项提出异议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