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研究

形式是构成文本的重要一环,伊格尔顿引入形式概念与意识形态相连接,意图回答文本中被现存社会秩序遮蔽的话语问题。伊格尔顿反思英美新批评讨论形式问题时的精英主义立场,重新将形式自上而下地与政治和社会相连接,这种连接需在形式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事件被截取,但虚构的文本却能够达到更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以由作者个人经历所决定的作者意识形态为基础,能够打开被社会秩序所遮蔽的话语空间。遮蔽话语的还原需借助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审美批评则是还原的实践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纵深发展,并对如何解决英国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

雷蒙·威廉斯论悲剧与革命

《悲剧与革命》是雷蒙·威廉斯名著《现代悲剧》里的一个章节,2019年被浙江大学王杰教授收入由他主编的《现代悲剧理论研究手册》。这一文本的经典性固然与其作者在学界的崇高地位有关,但也离不开它本身所包含的真知灼见。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理论家,威廉斯十分注重悲剧艺术与悲剧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同时强调革命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不回避普遍存在的悲剧经验,而是把悲剧艺术当作改良社会的有力武器。

形式如何成为媒介——重审伊格尔顿形式批评

在《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提出以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在其视域下,形式既有足以搭建“对话空间”的丰富性,又有意义的可预想性。意义的可预想性也即效果的确定性,据此可以建立形式与媒介间的有机联系,以新视角重审形式范畴及形式批评。但这一新视角在伊格尔顿语境下尚显依据不足。因为文学文本在诉诸逻辑的同时,又以感知性经验为体验中心;并且,伊格尔顿以意义的社会建构性为论据,这一论据基于“文化史”的宏观视角,在文学文本的微观与内在层面并不充分,故此,有机联系在其语境下只能部分成立。为修正上述缺陷,必须结合“阐释学”以及“数字人文”等语境来对之作补充,从而提供从媒介视角来重审文学形式、重建形式批评传统的新可能。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批判析论——以伊格尔顿与罗蒂之争为切入点

围绕后现代主义思想,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进行了哲学的与政治的批判。其一,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国版本,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强烈反对形而上学、普遍性等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范畴。伊格尔顿则批评罗蒂激进的认识论难以为诸多伦理、政治问题提供有力辩护,主张不应全面放弃基础与普遍性。其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无须诉诸形而上学的基础,未来的美国应着力塑造自己的共和国形象而非帝国形象。伊格尔顿批评前一路径因破坏了普遍合理性而危机四伏,而后一路径则已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否定。其三,罗蒂张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伊格尔顿批驳这一美国式的文化是唯意志论文化,集中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做派。上述批判富有洞察力,迄今仍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这些批判进行梳理,有益于认清新实用主义哲学服务于美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真相,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马修·阿诺德与现代文学批评——兼及特里·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再评价

19世纪末的文学研究在英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文学批评的合法化问题,正是马修·阿诺德对其功能的最早界定确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阿诺德的兴趣不在于解释文学批评的永恒本质,而在于思考它如何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他在《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功能》一文中,重点明确了什么是批评,以及批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发挥什么功用等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早期把阿诺德视为自由人文主义的代表并对之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肯定性评价明显多了起来。通过仔细回顾阿诺德对于批评功能的阐述,有助于我们反思文学批评在当前困境的根源,并重新找到回应当下质疑的合法性辩护。

共同体视域下的伊格尔顿与罗蒂之争——以《偶然、反讽与团结》为中心

针对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的共同体思想,伊格尔顿《文化的理念》进行了全面回应。一是在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方面,犀利批判罗蒂将偶然性提升为普遍性的后现代做法与绝对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强调应区别对待不同的普遍性。二是在共同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认为罗蒂反讽与流行观念的区分是阿尔都塞理论与意识形态二分法的翻版,这忽视了两种区分之间的诸多差异。三是在共同体的容量方面,批评了罗蒂团结思想狭隘性的一面,而未看到这一思想包容性的另一面。罗蒂共情式的共同体依然囿于民族中心,而未虑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利维坦与替罪羊——以后期伊格尔顿为引导的政治哲学“去历史化”批判

在国内学界的接受中,特里·伊格尔顿往往首先以文论家的身份被认识和理解,而其更具普遍意义的左翼思想家形象则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其后期人文类的思想著作被大量译介,伊格尔顿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面相逐渐清晰。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有着鲜明的杂糅形象与张力极强的辩证立场,体现了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以及人类学传统中蕴含的思想风格。如何理解这一思想风格,以及如何将这种思想风格区分于欧陆“政治哲学”,是理解后期伊格尔顿驳杂写作的关键。

事件与文学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中,“事件”这一概念得以明确凸显。虽然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德里达、阿兰·巴迪欧、汉娜·阿伦特、吉尔·德勒兹等哲学家关于“事件”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均强调事件的不同寻常性、断裂性、偶发性和独异性等特征。本文首先介绍了这几位哲学家对“事件”的理论阐述,然后探讨了德里克·阿特里奇和特里·伊格尔顿等文学理论家如何通过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对后现代文论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拨,发展出不同的“事件”文学理论,以重新思考道德和伦理、知识和真理等宏大问题,以及文学的意义、功能和价值。

新形式主义何以可能?——以伊格尔顿《如何阅读文学》为论述中心

60年代以来,文学逐渐式微,理论仍大行其道。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没有视形式而不见,也没有就理论存而不论。他的《如何阅读文学》作为理论反思的新近扛鼎之作,试图解决的是文学理论的当代境遇与范式转换的难题。其中处于批判发展性谱系中的“形式”作为一个核心载体和中介,承担起了凸显文学性、表征历史性、再现经验性和传达情感性的合力作用,对于理论的泛文化研究起匡正之效。故这种新的形式诗学理论是一种具有解构兼建构精神的理论尝试,带来了研究文学的新方法和路径,也有利于真正的文学性语言的生成。

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是结构与事件、事实与行动的统一体。作为整体的文学传统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既对立又交织,这不仅仅是某一给定的客观现实和文学作品对其的反映,而是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世界中的出场。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针对对象和本质,而应针对事件和策略。伊格尔顿希望人们尽快摒弃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无谓对立,并对反思与信念、理论与实践、自律与他律等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新的思考。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谈作为书名的event

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激进美学的逻辑和立场

英国当代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在审美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存在中确立了他的激进的美学立场和美学批判原则。他的激进的美学锋芒进一步强化了审美话语的现实介入功能和美学批判的现代意义,并对当代美学批判精神的赓续和弘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他的激进美学主张也带有很浓厚的影响审美实践的理论主义缺陷,为此,他的激进美学主张也必须面对各种批判声音。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理论之后”的理论——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在西方理论界,反理论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伊格尔顿的近作《理论之后》是对这种反理论的一个回应,其目的不是宣判理论的死亡,而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深刻反思探询当前文化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并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文化理论寻找出路。他认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进入现实,必须对人类的道德、价值、真理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超出伦理限制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之后》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要关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族群人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转变、情感需求和文化尊严,为边缘和弱势群体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

身体伦理学还是身体美学?——对伊格尔顿近期身体观的细节考察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思潮中的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对自然的征服,不愿对文化本身进行批判,用意志的无限性遮蔽了身体的有限性。他认为人类理性的基础正是依赖性的、有局限的肉身,理性必须反思文化是否会导致对意志和欲望力量的过高估计。伊格尔顿的身体伦理观对亚里士多德、英国经验主义、康德、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杂糅。艺术品和身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目的,都在最高境界上不屈从于外部目的。伊格尔顿的身体美学致力于发现身体与艺术品在目的论上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美德”与“实践”观念是理解新千年以来伊格尔顿身体观的前提。

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文本意识形态理论

继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去研究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模式之后,马歇雷进一步突出文学性因素,揭示出文本中意识形态"在场—不在场"的深层辩证结构。伊格尔顿则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克服了他们的唯心主义倾向,深入阐释了文本—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从而建构起了"文本的科学"。

论特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特里·伊格尔顿从政治视角观察后现代主义,他以独特的政治逻辑和理论观点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一丘之貉",因此它势必会危害社会主义理想。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起源、政治本质和政治前途所进行的深入剖析与逻辑论证,有利于我们正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性质和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探索建设性后现代社会的道路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论之后:如何重建文学研究——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为中心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一书从文学哲学的层面,对"理论"的衰落及其留下的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思考,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要尽快跳出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樊篱,由政治、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本身。不过,伊格尔顿并不希望在"理论"之后再度转向"文类""结构""原型"等纯粹形式,他不相信纯粹形式可以挽救文学研究。对于有着天主教背景的伊格尔顿而言,新宗教的权威恰恰在于其伦理的而非审美的主张。因此,他致力的文学理论目标是要复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走出本质主义的无谓论争,以一种德行伦理学的价值理想推动文学研究,在批评理论与分析哲学非同寻常的结合中,开启一条文学理论重建的可能路径,并以此刺激理论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

《批评与意识形态》与伊格尔顿前期文论研究的理论价值

《批评与意识形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青年时期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像很多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一样,伊格尔顿的“青年之作”尤其显示出了不凡的理论功底和哲学美学素养,为以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批评与意识形态》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研究特色,更可以与他以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做对比性甚至矛盾性的阐释分析。《批评与意识形态》展现了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理论构想,他以后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选择、矛盾和缺陷等,都可以在这部“青年之作”中窥见一斑,然则,它的重要理论价值也一直在伊格尔顿接受研究中被忽视和简单化。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伊格尔顿接受研究”仍然有很多被动地遮蔽的内容,包括这部《批评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