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馆与政府图书校勘职能

初唐文馆的名称及文馆学士职能几经变化,这种变迁,与盛唐时期图书校勘发展有莫大的关联。

论初盛唐文人干谒之风的成因

初盛唐文人干谒蔚然成风,其中初盛唐重视举荐的选官制度是这种风气的直接成因,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是它的内在动力,荐贤为公的社会观念则是它的外部条件。

初盛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文章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0位初盛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作了考证,认为初盛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初盛唐政府对状元初始官阶的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

两唐书对中晚唐士人干谒形象的建构

在唐代,进士录取与否除了依据考试成绩以外,"誉望"也是重要的参考,为赢得这样的"誉望",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干谒活动,这一活动在中晚唐达到了高潮。本文对《新唐书》、《旧唐书》中记录的中唐士人干谒资料进行考察,获取直接记载干谒的资料57条。对这些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两唐书臧否干谒者的道德标准,竟与今天评价他人的道德观念惊人地相似。两唐书描述的干谒者形象,本质上成为"传播价值观的载体",鲜活的人性没有了,干谒者成了某种"抽象概念"的化身。对两唐书士人干谒形象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为观察唐代士人干谒形象提供新的维度。

虚实相生:《梁书》传记文本的非写实内容与史家叙事指向的关系

读过《梁书》当有两个印象深刻之处:一是入传者几乎人人以孝闻;二是入传者几乎个个"善属文"。可见萧梁一朝虽国祚不长,但以"孝"显国威,亦可称为文学之盛世。《梁书》中非写实内容分布甚广,史家用力最多的还在孝行传、处士传和文苑传,这是因类取材的表现,也是时代观念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说,梦幻书写的出现出于书写内容的需要,也是史家的自觉选择,这个选择与史家求真的书写意图并不矛盾。姚氏父子既认同了范缜神灭论的观点,也在涉及特殊人物传记书写的时候引入了有助于表现书写意图的非写实内容。非写实内容介入文本后所发挥了弘扬主题的作用,史家显然突出了梦幻书写的功能性特征,也遵守了"明神道之不诬"的撰写宗旨。同样是非写实内容的介入,史家与小说家选取的书写视角的区别正在于史家叙事指向的实在性,而"小说家言"则往往形成了虚幻的独立的叙事空间。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

“忽正典而取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修撰多取小说,受到后代诸多指责;但笔者认为,此举无疑使唐初八史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取小说"不但使唐初八史保存了当时的文学风格,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品位,而且有助于唐初八史刻画人物形象,加强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还使唐初八史带上浓郁的志怪小说色彩。

出土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再考察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与撰人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出土的《薛元超墓志》《辛玄驭墓志》与《卢承基墓志》所载信息,不仅有助于对《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作出合理的解读,而且可以据此勘察《旧唐书》对《晋书》撰人记载的缺漏,解决《新唐书》对《晋书》撰人的误判等问题。由此启迪我们,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中古史学的探讨,应将着眼点从原来聚焦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史料,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古史学的发展脉络。

论《隋书·经籍志》中的文学思想

《隋书·经籍志》本是目录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具体来说,它指出文学的言志抒情的本体特征,强调文学与政治教化的互动关系,标举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审美理想。《隋书·经籍志》与《隋书·文学传序》同是研究初唐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情深兴远:张说、张九龄山水感兴诗风论略

张说、张九龄为有唐文学由初入盛的关键人物,考其诗作,以"情深兴远"之山水感兴诗尤足为其诗风之代表。二张贬谪期间得江山之助,思苦、情深而不失士人之本怀,且一出于雅怨不失正而善于取象,可为孔颖达"兴必取象"诗论之实践,对于盛唐诗坛影响甚巨。

论初唐《汉书》学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初唐《汉书》学大兴,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初唐与六朝学术传统的自然衔接,一方面在于《汉书》研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建立起密切关联。崇尚用文学的形式炫耀学术、以广博的学术装点文学的时代风气,推动《汉书》学、《文选》学和类书编纂在初唐同时臻于繁荣。在骈偶文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初唐,作为骈体诗文杰作的渊薮,《汉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文学与科举教科书的作用。

《万叶集》中的咏梅和歌

《万叶集》里的咏梅和歌集中出现在天平时期（729-749年），大多出自大伴旅人、大伴加持等贵族官人之手。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万叶集》咏梅和歌中梅与雪、梅与柳、梅与莺以及梅花“插发”等几种主要模式，指出其在构思、选材以及用词上模仿借鉴了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但由于中日两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不同，汉诗赋与和歌的根本差异，《万叶集》咏梅和歌与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咏梅汉诗赋在意境和文化蕴涵上又存在着本质区别。

初唐士人心态和书法风貌初探

初唐的书坛呈现着特别的风景,体现了初唐士人心态中家国格局与开国气度,具有承先启后的性质。在王学书风盛行的总体情貌下显示着四个基本特征:晋人风度的延续;法度的强化;书学在教育和科举中的拓展;众多书论家的出现。

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

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含了他们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说明在处于南北文化逐步交融的初唐,史官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

《新唐书·宰相表》编撰问题考论

《新唐书·宰相表》以年表形式记载唐代宰辅的拜罢迁转,是考察相关问题的重要史料。但我们对读《宰相表》与《新唐书·本纪》,可以发现前者缺乏严格的编纂体例,其在人物姓名、入相后官职迁转及年代的书写体例方面均存在相当的淆乱之处。我们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宰相表》的作者究竟是谁有关。在《新唐书》四部史表中,唯独《宰相表》的著作权归属存在争议,而通过辨析《宰相表》自身记载及《春明退朝录》'方镇百官表'五字的所指,可以确知《宰相表》为梅尧臣所撰。且由于梅氏晚年方入局修书,书成不久即离世,迫于时限,因而仅完成了相关史料的排比,未及后续的修饰与检核,故导致《宰相表》在编纂体例上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前贤考订所得《宰相表》诸多'讹误',实为其先天之缺陷,非《新唐书》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这是本文研究主要实践意义之所在。

唐初五十年类书与诗对文学的影响

唐初五十年类书的编纂和诗的创作,对唐初文学被学术同化具有深刻影响。首先,唐初类书不过是词藻堆砌,将词藻当做学术进行研究,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文学在研究领域被学术同化。其次,唐初的诗是"类书式"的诗,从而造成了文学在创作领域被学术同化的现象。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