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张衡地动仪的诞生

地动仪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本文旨在探讨张衡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物质基础。张衡生活在东汉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观察异象、辨别凶吉"的朴素愿望是研制地动仪的原始动力。作者追溯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张衡的学术历程、地动仪的问世过程,分析了东汉早期的地震活动、古代的地震观念和灵台科学活动的特点。指出地动仪的研制起步于公元128年,张衡基于感性认识升华出两个地震概念——地震的位置可按方位判断、地震和地裂必须加以区别,这使地动仪的研制有了明确的技术追求。仪器制作上,张衡崇尚"制器尚象"的原则。地动仪的测震原理模仿了悬挂物(即天然验震器)对地震的反应,技术实现上借鉴了门闩类的触发机构,还通过龙首吐丸的方式留下了发生地震的物质证据,这3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成就了公元132年地动仪的问世和134年的成功验震,构成他科技创新的完整内容。地动仪的发明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当时的东汉及其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前老子时期“道”语词的发展及哲学准备

文章在于考察老子同时代以及之前“道”这一语词及其概念的发生与发展,考察它的原始义以及后来的各个衍生义,由此把握道从日常语词发展为哲学概念的完整过程。其具体包括：(1)“道”包括道路、引导在内的原始含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2)方法义；(3)社会法则义；(4)道德义；(5)自然法则义；(6)更为普遍的规律或法则义；(7)由原始而发展的言说义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子之前或同时,关于道的语词内涵发展所已到达的进度,了解老子“道”的哲学的概念准备,了解前人为老子哲学所奠定的观念甚至是思想基础,并了解前老子之道与老子之道的内在连接。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老子的道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产生的。是前老子时代关于道的丰富理解或认识构成了老子“道”的哲学的坚实概念与思想基础。老子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向着抽象与系统高度的辉煌一跃。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星辰崇拜与早期道符

两汉时期出现的早期道符受到诸多宗教因素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由远古时期发展而来的星辰崇拜,星辰崇拜促进了早期道符在构成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形成。

从古代阴阳五行宇宙观看先秦至汉初五音与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根源

先秦至汉初关于五音与十二律的记载,有《管子》、《国语》、《吕氏春秋》、《放马滩秦简》、《礼记月令》、《淮南子》、《汉书》等文献,而其中有关三分损益法的最为典型的材料要数《管子》记载的五音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十二律。从上述系列文献中可见先秦至汉初五声、十二律的生律法与古代先民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联系,并有其系统、深厚的思想基础。本文将本着以"古人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宗旨,依据已有的古代哲学研究成果,探寻五声、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依据,为古代乐律文献的解读提供一个可以尝试的思维方法。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

金朝前期 ,女真贵族竭力招诱来自辽、宋的汉官加入金朝阵营 ,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汉官队伍。为了更好地利用汉官 ,女真贵族一方面保持了笼络汉官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另一方面又根据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 ,实行“扬辽抑宋”政策。这一时期汉官政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汉官地位的变迁与女真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紧密相连。在开国过程中 ,汉官集团为巩固刚刚建立的金朝政权、促进女真民族的封建化 ,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再探

西汉前期孝文帝二年的策问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策问文,到孝文帝十五年第二次策试,汉武帝即位以后,继承了孝文帝的做法,在建元元年举行了策试,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脱颖而出。西汉后期的昭、宣、元、成、哀、平几个帝王时期,策试选官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化措施。除了策试中的策问和对策外,汉代还有射策的考试方式,它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策问大多是统治者对于天诫的恐惧和政策调整,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是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对策还是射策,确实选拔出了相当多的人才,而以儒家经典作为答策的标准,则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规定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东汉初期文学创作的颂世思潮

本文以今存所有文学作品为依据,胪述东汉初期多种文体如赋、颂、碑、铭、诔和诗歌等的创作旨趣,揭橥其中普遍存在的颂世倾向。认为,这个时期集中而鲜明的颂世文学思潮是空前的,它为后世文学发展树立了一种文学价值标杆。

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书的演变及原因初探——以新发现民间婚书为中心

流行于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礼中的婚书主要是乾坤书、聘礼单与吉课书三种。三种婚书的形制,保留了咸丰年间以前形成的婚书书写契约化、"尚礼"核心理念不变,版式形制以"民间通俗类书"格局为主等特点不变的同时,婚书书写形成了以聘礼单为重点,逐渐向简约化,功能明晰化方向发展的演变格局。促成闽东民间婚书演变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主流思想对婚书形制核心理念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势婚"对于婚书书写重心的转移,以及清代初期以来形成的闽东社会契约秩序影响等原因所致。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纵横家和西汉前期文学

西汉前期 (汉高祖—汉武帝 )由于战国“士”关心政治的遗风的复苏 ,汉初中央政府和地方藩国的斗争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容思想和经济发展而导致趋利风尚等原因 ,西汉前期纵横家的活动仍甚为活跃 ,纵横家与西汉前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 ,主要记录纵横家的言辞的《战国策》影响到西汉前期的文学 (主要是散文 (政论文)和大赋 )的创作。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散文和大赋的语言描写、修辞的运用和结构安排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