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研究基础及其特征取向

针对东亚文化圈中经历了相似城市近代化历程的中、日、韩三国,涉猎各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相关的既有研究,选取构筑基础的代表性著作展开综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摸清东亚近代城市规划研究大致脉络与基础认知,总结并比较了三国研究的手法特征与价值取向。对于研究手法和价值取向的关注,旨在归纳可借鉴的研究方法、贡献于中国本土近代城市史与规划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同时,通过建立东亚三国的比较框架,也提供有利于理解他国学者研究价值取向的客观工具。

21世纪东亚城乡转型管理

过去30年，在亚洲各国所推行的宏观发展战略影响下，东亚的城乡转型历程颇具特点，本文首先对这些特点进行了归纳。尽管东亚各国一直都表示重视乡村地区发展，关注粮食安全以及农村贫困等问题，然而实际推行的战略性政策却都强调将城市化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当然，这一倾向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规模经济、城市大市场的形成以及生产率提高等原因使城市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本文认为此种发展路径错误地将城乡割裂开来。事实上，发展应该致力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的全面转型，而非放任城、乡在割裂状态下各自“变迁”。实证研究方面，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的转型历程，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其在人口规模、市场化以及管理城乡转型的制度能力等多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文章最后指出，要管理21世纪的城乡转型，必须重视空间属性。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必须转换为更加综合与协调的规划策略——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策略统筹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各类活动。通过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框架将城市和乡村活动统摄起来，最终目标是创造出可持续的都市区、城市及社会。

21世纪东亚城乡转型管理

过去30年，在亚洲各国所推行的宏观发展战略影响下，东亚的城乡转型历程颇具特点，本文首先对这些特点进行了归纳。尽管东亚各国一直都表示重视乡村地区发展，关注粮食安全以及农村贫困等问题，然而实际推行的战略性政策却都强调将城市化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当然，这一倾向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规模经济、城市大市场的形成以及生产率提高等原因使城市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本文认为此种发展路径错误地将城乡割裂开来。事实上，发展应该致力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的全面转型，而非放任城、乡在割裂状态下各自“变迁”。实证研究方面，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的转型历程，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其在人口规模、市场化以及管理城乡转型的制度能力等多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文章最后指出，要管理21世纪的城乡转型，必须重视空间属性。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必须转换为更加综合与协调的规划策略——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策略统筹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各类活动。通过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框架将城市和乡村活动统摄起来，最终目标是创造出可持续的都市区、城市及社会。

共建东亚教育共同体——欧洲经验与亚洲挑战

欧盟、东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均是为了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英国脱欧说明,构建区域共同体在现实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民意识的差距,为此,形成教育共同体就显得十分重要。

东亚现代城市之始——英系租界与居留地的殖民主义规划及管理比较研究

从口岸体系和殖民主义比较角度研究沪鹭穗津汉浔镇等英系租界与居留地的规划及管理。巴夏礼对英系口岸、租界和居留地的开辟、规划、管理和现代化起关键作用。它们受英驻东亚外交体系管控,遵循类似的英系殖民主义空间规划与城市管理模式。公使和工部局颁布的市政与建筑法规确保了高效的殖民主义空间生成。殖民主义影响、口岸体系互动推动了近代东亚城市空间的外来与自主现代化。跨文化的空间共同体遗存是潜在的系列世界遗产。

香港与新加坡,两个东亚都市战后的新城实践

西欧战后的现代主义新城有三项核心职责:社会住宅的承载,经济产业的推动,人居理想的实现,由此形成大都市的竞争力。对照这一背景,香港与新加坡两地战后的新城建设走向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囿于社会住宅的单一职能,集约化空间逐渐变成地产的盈利工具;后者利用新城作为大都市综合战略的平台,推行产业衍生的同时,协助社会管理模式,提高了社群生活凝聚力,并逐步成为城市文化的旗帜。

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

首先从全球视角提出研究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乡村规划与建设经验的重要意义。继而回顾韩国和台湾地区、日本的乡村发展历程,指出这些经济体都经历过乡村衰败、建设和活化的发展过程,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规划与建设经验,以及面对乡村老龄化和空心化所做出的应对措施等,对当前我国的乡村规划建设和政策制定而言,有着诸多值得探究和借鉴之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东亚方案与中国作用

全球性经济问题不断出现暴露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诸多问题,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受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滞缓并始终缺位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应积极贡献体现东亚区域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案。东亚方案应着重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平等缺位、合作缺位、责任缺位,倡导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以"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体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中国是东亚区域的核心国家,应积极发挥作用保障东亚方案的有效可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东亚集装箱港口体系层次结构

在确定33个东亚集装箱港口的基础上,根据全球运力份额前20名班轮公司的现有航线分布情况,构建了一个港口的有向二分网络。运用复杂网络中的k-核分析对该港口网络进行层次划分,分析各个层次内部和层次之间港口的连接关系并考察了低层次港口的k-核深度。此外还分析了核心结构的小世界特性,并分别从聚集系数、平均最短路径长度以及接近中心势三个方面,针对最高层次中的每个港口对网络整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