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例中的書法與君臣倫理:以東漢先師兼採二傳説與杜預專據《左傳》説爲論

漢代《左傳》學者多兼採《公》《穀》詮解《春秋》《左傳》,至西晉杜預,透過摒除二傳、東漢學者引述二傳之説,有意識地專據《左傳》爲解。深入杜預經解,其受之於東漢《左傳》學者,十有八九,當中有所立異,往往在書法釋例之説。今東漢《左傳》學者經解,十不存一,就可見經解與杜説相較,其論《春秋》《左傳》書“弒”,尤爲立異之大者。本文以《春秋》“弒”書法爲探討核心,詳論:一、東漢《左傳》學者釋“弑”兼採《公》《穀》之説;二、析論杜預《書弒例》,專據《左傳》釋“弑”的内容與主張,説明東漢《左傳》學者詮釋之説兼採二傳,重責臣甚於罪君,君臣倫理觀不盡符合《左傳》取義,而杜預自覺而嚴格的“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的詮釋策略,信而有徵,持之有據,在内容、價值上亦能一致而合理地詮解經傳。尤具意義的是,杜預專據《左傳》的釋例之説,乃爲形成《左氏》專門之學重要立場與必要取徑。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汉墓(2004CXDM107)发掘简报

M107为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带侧室的砖室墓,据其形制与随葬品,结合西安地区东汉墓葬的研究成果,推断其年代在东汉晚期,大体相当于东汉桓灵以后至东汉末年。M107的出土物虽然不甚丰富,但其时代较为明确,为探讨西安地区东汉晚期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