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义从”概念的生成--汉代边疆伦理整合的个案考察

东汉“义从”主要指接受汉朝调遣的羌胡兵,其中的“义”字强调羌胡兵辅汉的自愿性,体现了汉王朝边疆整合的伦理路径。在以“义”治国的过程中,“义”的标准大体有法、礼、情三种,承秦而起的汉王朝起初重“法义”。后来“礼义”“情义”地位渐升,甚至可以超越“法义”。正是在“情义”渐重的情形下,“义钱”“义谷”等标榜助国自愿性的名目陆续出现,东汉“义从”即生成于这一潮流中。尽管“义从”概念的名与实未尽相符,但义从群体参与汉王朝的军事行动,对中原王朝以及边疆族群自身的历史均有一定影响。

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试论东汉墓园的布局与两汉墓园的变革

汉代是墓葬地面设施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高等级陵园和墓园的组成、结构比较清楚,但东汉一般等级墓园的情况则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尝试复原东汉墓园的布局情况,认为东汉一般等级墓园中神道大多通向祠庙而非封土,神道可能不是直线,存在与墓道异向的现象。从墓园布局与神道起止来看,两汉墓园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墓园中心由封土逐渐变为祭祀设施。西汉中晚期以来,墓祭参与者增多,祭祀设施规模扩大,从而影响了墓园的整体布局。随着两汉政权更替、统治文化转向,包括陵园布局等一系列国家墓葬礼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张家界古人堤汉简释文校补

古人堤东汉简牍残泐严重,虽历经多次整理,但部分释文仍有较大改释、补释的空间。本文在最新整理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释文中误释和阙释的七、孙、猛、侍、县、长、属、君等字提出个人见解,力求提供更加准确的释文参考。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的文化内涵探析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出土于河南淮阳九女冢,该陶榭的凤鸟脊饰是远古图腾文化的遗存,“双性同体”人形柱造型是陈楚文化特有的标志。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伏羲文化、老子文化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揭示东汉人形柱绿釉陶榭所蕴含的远古文化内涵。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守在四夷”理念在东汉北部边防的运用

东汉建立之初,在其北部边防的治边理念上由前汉的“多事四夷”转为“守在四夷”,这一转变的动因包括东汉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压力。东汉政府通过设置职官来监护内附的诸夷、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内徙边民以期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成效。总体来说,在北部边防上实施“守在四夷”的策略是对当时内外环境变化的应对,其实施取得了巩卫北部边防以及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效果。

“游”的下行与“文”的上升--论东汉士人流动的下行趋势及其文章史意义

东汉士人的流动相对战国、西汉时期的士人流动呈现出"下行"趋势,具体表现为游学群体的"平民化"、游学地点的"民间化"和游学目的的"俗世化"。士人流动、士人流动的"下行"促成了文章写作群体的生成与文章体裁的新变,并带来了东汉文章写作的繁荣。伴随着大量士人的流动与写作群体的生成,非实用类文章也日渐增多,表现为文章抒情功能的提升。后世所言的真正的"文学"这一意识形态,日益脱离史学、经学而走向自觉与独立,最终促成了"文"的上升。

张芝“转巧”草书探析

书法史称张芝的草书集众家之长,“转精其巧”,为一代“草书之祖”。在张氏家族删减儒学经典求新求变传统的影响下,张芝锐意于改革草书,使其草书具备了行云流水之势和刚健遒劲的笔力特点。流水之势是张芝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任情自然、委于造化的结果,而刚健遒劲的特点则与凉州劲悍的地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鸿都门学选士科目设立缘由——以政治、学术与教育的互动为考察线索

东汉鸿都门学以尺牍、辞赋、工书鸟篆等科目选士,历来被教育史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论及鸿都门学选士科目的设立缘由,学界既往观点多释以汉灵帝个人喜好。以政治、学术与教育互动的“整体史观”为考察视角,将鸿都门学选士置于东汉末年皇权与士族官僚集团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下,从知识群体所掌握的知识类别等角度,对鸿都门学以尺牍、辞赋、工书鸟篆等为选士科目的历史缘由可以作全面阐释。

基于HEC-RAS模型的汉江上游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研究

通过对汉江上游古洪水研究成果的整理,发现6个黄土-古土壤沉积剖面可能记录东汉时期一次古洪水事件。选取其中分布较为集中的4个沉积剖面(LJZ、TJZ、QFC-B、LWD-A)所在河段为研究对象,根据合适的地形数据及水文参数,运用HEC-RAS模型对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进行了水面线计算和演进模拟研究。结果表明,4个沉积剖面的模拟水位与野外调查计算水位较好吻合,误差均小于0.25%;河段内洪峰传播时间历时约3 h,洪峰流量削减1.43%,这符合汉江上游的洪水传播特性。这一方面说明基于HEC-RAS模型对于沉积纪录的东汉时期古洪水事件的模拟结果较为可靠;另一方面也说明4个沉积剖面可能记录东汉时期一次古洪水事件。该研究对于充分认识汉江上游的洪水运动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对于流域的防洪减灾和洪水预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汉豪族层级探究--以《后汉书》记载为例

东汉时期,豪族逐渐发展成熟不断与王权相结合,成为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由于豪族与王权结合程度不同,使豪族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形成了“中央豪族”“郡县豪族”“乡里豪族”三个不同的豪族层级。三个层级的豪族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加强了东汉王权对社会的控制。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东汉时期简牍书法形式美赏析

探索简牍书法的目的,是因该类书法作为一种较陌生化的传统书法资源,更大限度保留了古代书法家的原始墨迹,定格在书写书法的最鲜活状态,保留着独特的笔墨神采、形式特色、书写力度和墨色入竹的别样韵致。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开展,其资源也在不断被开拓,并逐渐被书法界所认识和重视。笔者私下以为通过对简牍书法的研究和习临,较之经过二次创作的碑帖书法范本,更多保存了书法书写时原始笔墨样貌和鲜活逼真的情感节奏,且接近书者真实的演教形式。对其进行审美赏析,就是想在现实与这个“崭新”又“陌生”的书法“新领域”之间构架有效连通,挖掘简牍书法的更多现实价值。方法是以点(单字)、线(单条)、面(单位面积)进行由小到大的审美结构分析,探寻单字、单行乃至特定区域的书法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是坐着深切体会到作者一呼一吸间的书法艺术审美体验。对于学习和研究都大有裨益,效果必是事半功倍的。

权力源自资源掌控吗?——以东汉政治斗争史为参照系

“权力”因为与“硬性强制力”之间的天然语义关联,一向被主流社会心理学家视为各种软性力量的对立面。由于硬性强制力又一直被理解为对于资源的控制力,所以权力也一向被视为资源控制状态的衍生物。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特纳的权力模型则帮助我们看到了上述软性力量对于此类硬性力量的奠基作用,以及资源控制机制自身对于上述软性理想的依赖性。特纳理论模型背后的哲学理由则是这样的:人类乃是一种具有情感与理性的动物,而人类的暴力能力本身又在特别的情感与理性理由的支配之下。因此,若脱离人类的共情力与理性理解力去抽象地讨论暴力的强迫机制,就无异于将人贬低为没有内部心灵生活的纯粹机器。不过,特纳对于人性的哲学素描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人脑的先天生理与心理机制的局限性,人类很容易被外界的信息所操控,并因此成为信息操控者的工具。由于信息资源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而信息控制力也算是一种硬实力,所以,传统的基于资源控制的权力观至少在信息控制这一维度上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能兼容经典权力观与特纳的新权力观之特征的混合式权力观。由于这种新权力模型对于说明权力架构的动力学特征具有解释上的优势,充满嬗变的中国东汉政治斗争史可以为上述模型的普遍适用性提供相关的检测性材料。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视界——评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

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立足《汉书》横跨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的特点,运用考证、文史互证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视野广阔,跨越古今,还运用知识与权力的新理论,提出新见,代表了近年来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