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牟子理惑论》及作者新考

《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护法弘教的佛教文献,《牟子理惑论》作为开篇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从《隋书•经籍志》著录引起疑误之始至于近日,它引出的诸如文章之真伪、作者及成书之年代等问题,自明代胡应麟怀疑以来,代有学者尝试释疑,而问题似愈积愈多终未有定论。本文以《牟子理惑论》序言的解读为重点,结合序言所提供的当时之史料,广泛结合诸家之论,认为《牟子理惑论》非伪书,作者可能为刻意隐藏真实姓名的佛家弟子,其生活年代大致在汉灵帝熹平六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

试论东汉时期佛、道二教的融合与分离

东汉时期佛、道二教经历了由分至合、合而复分的发展轨迹。当佛教初来中国、面临人地两生的窘境时,它选择了依附于道教;而在佛教逐渐深入民间,教义日趋完善之时,它又必然地走向独立,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道教初创之时,由于其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因而盛极一时,佛教也甘为其附庸。可是当它因受到黄巾起义的牵连而遭遇政治打压时,它的发展势头几被拦腰截断,加之与佛教教义的矛盾渐深,佛教终于离它而去。

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

西晋末年社会大崩溃引发了信仰危机，士族社会的精神“彼岸”随之倒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最后依托。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对东晋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一方面，清谈所洋溢的人文关怀，使“永嘉南奔”中陷入绝望的精英阶层，感到生命的 尊严和文化的价值，振奋了低落的士气；另一方面，清谈创造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使佛 教哲学得以渗入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在儒家伦理与佛教轮回报应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华 民族终极关怀找到了新的支点。

东汉时期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

东汉时期佛教美学意蕴的初始酝酿,是通过印度佛学经典的初步译介而逐渐实现的。主要在禅定"守意"与般若"本无"说的译介传播中,"中国化"的"空"之"美"与"乐"这一新的审美剧变,得风气之先,创造为中华佛教艺术审美的新品类,开始了由传统的"乐"到"悲"以及"乐""悲"相系之审美理念的转递,拓展出关乎审美的新名词、新概念与新范畴。

辽北藏式佛庙圣经寺建筑形制及壁画艺术

论文详尽考述了圣经寺的始建时间、创建人及其盛衰过程,通过对藏传佛教寺庙的整体布局和内部空间组织的分析,阐述了圣经寺建筑形制特征与它所折现出的独特宗教文化以期对东部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讨。

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探析

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明显,如以君王贵族为核心受众、以黄淮中下游地区为传播中心、以斋戒祠祀为主要活动等。其特点形成,与国际商贸活动、中印文化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正确认识东汉佛教传播特点及其成因,亦是理解魏晋佛教的前提。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乌素图召庆缘寺及其东厢殿壁画研究

乌素图召庆缘寺是乌素图召鼎盛时期的主寺,其规模较召内其他寺院宏大。庆缘寺的建寺年代目前较有争议,多数文献史料的记载和分析倾向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目前庆缘寺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庆缘寺东厢殿壁画所体现出的绘画风格在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中是较为独树一帜的,无论是绘画技法、色彩效果、尊像造型、画面构图等都具有一定个别性,在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形成了别致的艺术风貌。

唐代陇右东部地区佛教信仰研究(一)

陇右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传播的通道。唐代陇右东端佛教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与内容。其中高僧辈出,各家宗派学说纷呈。修习者不仅有数量众多的高僧大德,更有秦州军人、大族信奉般若学和《尊胜陀罗尼经》。唐代所建造的石窟、大像更是遍布陇右东部各地。武则天时期泾川大云寺供养舍利及金棺银椁的出现,反映了盛唐陇右东部地区佛教艺术的高超水平。而孟诜《石函铭》的发现,可证孟诜家族是世代信佛。泾川县发现的《高公佛堂碣》为研究唐武宗会昌灭佛提供了间接物证。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东晋佛隐诗创作述略

东晋佛教蓬勃发展,佛教思想与隐逸文化的相通合流,助长了隐逸之风,在汉魏时期演变为成熟的隐逸诗,在东晋达到了繁荣。佛隐诗成为一种新的隐逸诗形式,东晋诗僧是佛隐诗的主要创作群体,庐山隐逸集团是其中重要流派,支遁、慧远等是佛隐诗创作代表。佛隐诗中多有镜、水、月等佛教意象,是艺术审美与宗教哲学的融合,佛教意象丰富了佛理隐逸诗的内涵,对后世佛教与诗学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交流的速度和规模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东西方文明呈现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激荡和融合。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为20世纪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使承载着东方文化传统的佛教具有了向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新起点。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百余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佛教传播的轨迹以及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当代的美国佛教已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佛教不仅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更作为东方文化的载体,在20世纪美国的传播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汉魏六朝时期谶纬之学的流变

谶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学世界观。春秋战国之前谶语就已经出现。纬依附于经,至西汉哀平时期与图谶渐以糅合,历经王莽乱汉,光武中兴,谶纬之学位列显学,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变迁,谶纬学说广泛被佛教、道教所吸纳,期间六百余年可谓影响深远。

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情况之初探

探讨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可以发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有: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关系;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奠定了浙江佛教的"义学"特质。

鄂东素菜兴盛的原因探析

鄂东地处吴头楚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便利,丰富的素菜食材为鄂东素菜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鄂东作为禅宗的发源地,佛教文化浓郁;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道教的群众基础也极为深厚,善男信女秉持宗教的素食主义,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贯彻并发扬光大。加以鄂东的书院文化、儒学文化、医学文化非常发达,人们信奉"耕读传家"、"吃得菜根,百事可为。"坚持食蔬以求修身养性、淡泊明志,使茹素有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推动了鄂东素菜的兴盛,使得鄂东素菜在我国素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庐江何氏与东晋佛教

东晋时期佛教传播渐广,玄学与佛教日趋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庐江何氏家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充等人捐助寺庙、优待僧尼、遵守斋戒,确立了其家族“世奉佛法”的传统。不仅如此,何充还利用其主政之地位,确定相关佛教仪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护法之士,影响此后佛教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