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我是一个中国人”中的乌托邦叙述

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1916年于书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仅仅成为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论据,它背后的内涵却长期遭到忽视。本文结合1900年前后德奥有关乌托邦中国的集体想象与卡夫卡言说的具体语境,认为这一言语并非异国情调的肤浅兴趣,也脱离了清代诗人袁枚《寒夜》中“婚姻与写作”的关系隐喻,而是在道家思想与“身体文化”、布伯哲学“统一性”相勾连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乌托邦”叙述。这种乌托邦叙述在1917—1920年的冥想沉思中再次沿用,但内涵已经变成道教“无为”与政治乌托邦、弥赛亚“隐匿”的关联性。所以,“中国人”不仅成为卡夫卡暂时的理想存在,更是其在不同阶段思考不同问题的载体。

地震属性融合技术在海拉尔盆地乌东斜坡带南屯组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针对海拉尔盆地乌南次凹乌东斜坡带地区南屯组砂岩储层的特征和勘探难点,应用三维地震资料多属性多元线性回归融合技术,对南屯组砂岩储层敏感的地震属性提取并优选,获得地震属性与钻遇砂岩厚度的相关关系,建立砂岩厚度与多地震属性之间的回归方程,实现对砂岩储层厚度高精度地预测,进而明确乌东斜坡带地区南二段Ⅰ油组砂岩储层厚度发育特征。该方法应用效果良好,为乌东斜坡带地区南二段Ⅰ油组隐蔽圈闭识别预测提供借鉴。

克拉玛依油田五2东区克上组沉积相及砂体展布特征

克拉玛依油田五2东区克上组油藏整体处于开发中后期,剩余油分布规律不清,沉积相研究及其分布规律长期制约着油田生产开发。在系统的岩心观察与精细描述的基础上,应用研究区丰富的密井网资料,并结合粒度分析资料,对研究区水动力环境和沉积相类型进行了探讨,确定研究区为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总结了沉积相模式特征,识别出辫状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心滩、溢岸、水道间、前三角洲泥等6种微相类型;采用基准面旋回对比方法,在研究区克上组识别出3个向上变浅和2个向上变深的非对称中期基准面旋回,并结合等高程、前积、相变细分对比等多种方法综合划分小层;以沉积发育模式为指导,平剖结合,再现了研究区克上组沉积相形态特征及展布规律;在基准面旋回控制下,研究区扇三角洲相储层砂体主要发育多层式、叠加式、多边式、对接式、孤立式5种砂体叠置模式,分析了可容纳空间变化对单砂体叠置模式的影响。

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

邳州山头墓地共发现了45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以及环绕墓地的隍壕,较完整地揭示了汉代家族墓地的风貌,对研究汉代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赤壁古家岭东吴墓发掘报告

赤壁古家岭东吴墓位于赤壁市赤壁镇芦林畈村三组,当地村民在兴建住房时发现。该墓规模较大,级别较高,墓室形制结构保存比较完整,虽经两次遭受盗掘,但出土陶器仍较丰富,是研究三国东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资料。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

南京市江宁上坊新发现的一座孙吴大墓,墓主身份备受关注。发掘者确认墓主为孙皓时一位宗室之王。综合分析墓葬规模、随葬物品、相关遗迹现象及历史记载,可推定墓主是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峻。

“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汉末建安年间,孙策与继位的孙权皆以匡复汉室为号召,至曹丕、刘备相继称帝之际,孙权回避了从汉或从魏的选项,选择在短暂臣从曹魏后继续维持现状。其后孙权终于称帝,但仍无法建构与汉朝的五德次序连结,遂着重于天命、祥瑞与谶纬等方面的论述。另一方面,孙权借由与蜀汉的结盟,名义上继承了汉朝的天下,至孙晧时更进一步将地方长官与诸侯安置于境外各处,以象征孙吴是天下唯一的正统。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 ,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 ,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 ,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 ,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 ,当陶范入窑焙烧时 ,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 ,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 ,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 ,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 ,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湖北武昌任家湾东吴初年“道士”郑丑墓再研究

20世纪50年代湖北武昌任家湾发现的东吴郑丑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道士墓。其墓葬形制、砌筑方法,与同一时期俗人墓相比基本一致,随葬器物既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亦有较大的差异。具有明显中原北方地区汉魏墓葬特点的东吴“道士”郑丑墓在江南地区的出现,证明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天师道在江南地区活动;江南地区早期天师道与中原北方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中原地区早期天师道应是经由淮河流域传入江南的。

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有“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内容。本文认为此制并非东吴独创 ,而是借鉴并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 ,不仅开创了后代户调采取“九品相通”征收方法的新模式 ,而且也体现出东吴政权所具有的大胆吸纳和勇于创新精神。

山东新泰出土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

为探讨东周青铜复合剑的制作技术,采用X光探伤、CT、XRF、金相分析等方法,对出土于山东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齐国墓的2把青铜复合剑进行了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合金技术、金相组织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2把青铜复合剑均采用低锡合金和高锡合金两种材料复合而成。在检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泰出土的2把青铜复合剑与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在结构上,低锡区设置在剑脊的两侧,其截面结构呈现多种形式,与高锡区铸接,浑然一体;在成分上,低锡区含锡量仅为4%,具有锡青铜最佳的延伸率。结合青铜复合剑剑柄的特色,认为虽然新泰出土复合剑的内部结构与已研究的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有明显差异,但制作理念应是一脉相承的。

东周吴越铜戈比较研究

根据出土的带铭文铜戈形制分析,东周时期吴越两国铜戈形制各具特色。

范浚思想的心学迹象及其“婺学开宗”地位再认识

范浚服膺思孟学派,又受家学与友朋的影响,思想颇具心学迹象。在范浚的思想中,"心"具有本体意味,同时主张性善论、"存心养性"的修养工夫,并秉持以"人心道德"为主轴的经史观。正是以心性之学为基础,范浚开展了事功经世与"王霸义利"的讨论,因而与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有别,受到朱熹的高度赞赏。范浚在后世被追溯为"婺学开宗",除了其自身的学术造诣外,还与明代章懋等金华士人重振婺学、自励励人的乡学建构密切相关。后来学者却不明此意,爰引相袭,遂成定论。

东园“玩”水——吴彬《结夏》图中的瀑布、双池与冰山

通过比较分析吴彬的《结夏》与文徵明的《东园图》,本文试图论证《结夏》所画的为明代南京著名园林东园,以及水作为核心的空间元素,对园林空间形态产生重大的作用。

1979～1996年期间北京地区太阳紫外总辐射的变化趋势

对实际天气条件下北京地区１９９０年１月至１９９２年８月太阳辐射观测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到了实际天气条件下到达地面的太阳紫外总辐射的计算公式。结果表明，计算值与观测值吻合得比较好。最后，利用此公式计算了北京地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６月的太阳紫外总辐射，并讨论了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北京地区太阳紫外总辐射的变化趋势。

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

东汉求异之风盛行,博学洽闻逐渐成为学者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此种情势下,杨孚之《异物志》成为中国古代地志中异物志著述的先河之作,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启了汉唐间地志中异物记述的繁盛局面。同为写物作品,《异物志》体现出与东汉咏物赋不同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且对东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物类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汉初期吴越学人探论

东汉初期,吴越地区出现了一个学人群体,他们的著述丰富,体裁多样,作品内容广泛,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独特的文章风格,对后世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吴越学人对本土文化有比较清晰的意识,他们守持这种文化,维护这种文化,甚至张扬这种文化,并以之与中原主流文化相比对、相抗衡。

六朝财政制度变迁与隋唐财政制度渊源略论

汉帝国解体后,先是三国鼎立,再是南北对峙。财政制度变迁有了多种走向。曹魏建立户调制为北朝继承,孙吴最初则继续推行汉制,并结合曹魏制度做了改革。西晋统一南方后,孙吴旧制还有所保留。东晋门阀政治对南朝财政制度影响较大,形成了"士族分财源,寒人掌财权,丁口担赋调"的局面。南朝制度虽是北魏太和新制的重要参照元素,但是影响有限。太和新制,经过北周改革,最终形成隋唐财政制度。

从平吴功臣的处置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力排众议,积极筹划平定孙吴、实现统一,但平定孙吴后,在平吴功臣的处置上,晋武帝是非颠倒,对真正的平吴功臣杜预、张华、王濬不是论功行赏,相反,却使他们因功受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禅代、权臣篡权的历史教训给晋武帝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防范出现新的异姓权臣就成为晋武帝施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传播情况之初探

探讨东吴、两晋时期佛教在浙江的传播情况,可以发现:东吴是浙江佛教的良好发轫期,西晋为浙江佛教的相对回落期,东晋乃浙江佛教的重要发展期。东吴、两晋时期浙江佛教的主要特点有: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关系;佛玄融合的文化景观;奠定了浙江佛教的"义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