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青铜剑首同心圆的制作技术研究

东周时期盛行佩剑之风 ,在剑上集中了多项杰出的装饰技术 ,其中位于青铜剑首端部的同心圆装饰以其精湛的制作技术引起了科技史界的关注。剑首同心圆由多圈高同心度、高凸起、薄壁状凸棱组成。对东周时期的多件剑首同心圆的考察表明剑首同心圆应用了类似轮制法成形工艺 ,预先单独铸造成形 ,后与剑茎铸接成一体。通过对车削法、石范铸造、失蜡铸造、陶范铸造等剑首同心圆可能的成形方法的分析 ,推测古人很可能不预制陶模 ,而是用轮制法直接车制出具有同心圆的剑首陶范 ,以陶范铸造法铸造剑首同心圆 ,此法是东周时期最可行的成形方法 ,其基础是新石器时代已采用的轮制法制陶技术及商周时期成熟的陶范处理技术。通过模板轮制法的模拟试验 ,成功地复制了青铜剑首同心圆。其过程为配制极细的泥料、制作带齿的模板、采用轮制法制作同心圆陶范并在相应的凸棱上刻下绳纹、焙烧陶范与浇注青铜液。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 ,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 ,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 ,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 ,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 ,当陶范入窑焙烧时 ,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 ,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 ,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 ,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 ,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

东周时期,吴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青铜复合剑,剑的中脊和两刃是用两种不同成分的青铜铸接而成。为充分了解青铜复合剑的制作,对上海博物馆馆藏的4把青铜复合剑残剑进行了分析,通过X-射线荧光能谱仪分析残剑的剑刃和剑脊的成分,金相显微镜分析剑刃和剑脊的组织,发现中国古代工匠采用低锡青铜制作韧性好的剑脊,高锡青铜制作强度和硬度高的剑从,通过榫卯结构以铸接法将剑脊与剑从结合成一体,得到刚柔兼具的青铜复合剑。在测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实验,先以陶范铸造法铸造出两侧带榫头的青铜剑脊,剑脊的成分采用88％铜、10％锡、2％铅的低锡青铜;然后将青铜剑脊置入铸造剑从的陶范内,两侧的榫头伸入陶范型腔中,剑从的成分采用78％铜、20％锡、2％铅的高锡青铜,当剑从凝固时产生的收缩使剑脊和剑从牢固地结合成整体,再分1次或多次以铸接法铸上剑格、剑茎、剑箍和剑首,成功地复制了青铜复合剑,再现了东周时期青铜复合剑的制作工艺。

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登封程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程窑村东北地一带,为一处主体为龙山时期,包括东周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本次对程窑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和大麻六种农作物炭化籽粒,以及近20种其他非农作物遗存。根据浮选结果显示,无论龙山时期还是东周时期,粟黍类小米都是当时居民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豆也是必要的补充,稻米发现极少,为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东周时期小麦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大麻的发现,成为其区别于龙山时期的时代特点。程窑遗址龙山时期的植物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颍河中上游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特点提供了新的素材。

三晋两周地区东周带钩分期研究

带钩是我国古代用来束带和配系的用具。本文在对三晋两周地区出土的东周时期带钩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前提下,将其分为三期,即春秋中晚期、春战之际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在分期的基础上,将带钩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发展阶段、鼎盛阶段。

陕西横山黑水沟遗址出土铸铜遗物的初步研究

本文对陕西横山黑水沟遗址出土炉渣、坩埚残片及铜器残块等进行了科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经分析的炉渣样品皆为较典型的合金熔炼渣,炉渣内普遍存在铜合金颗粒;锡石、铅氧化物等物相的存在,证实了锡、铅等合金元素曾参与了熔炼反应。部分样品中高锡铜颗粒的存在,显示此过程系有意识的合金化生产活动,且使用了铜、锡(铅)等较纯的金属物料。铜器残块的分析结果还显示该遗址存在对铜器的回收、重熔。作为陕北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冶铸遗存,黑水沟遗址铸铜遗物的研究对于认识该地区先秦时期青铜产业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东周时期东江流域文化遗存研究

东江流域先秦文化遗存的发展脉络清晰,自成系列,乃东周时期形成岭南经济重心的基础。西瓜岭、梅花墩和银岗等陶瓷窑场以及沿海出土的陶器在东周时已形成了以惠阳平原为中心,覆盖珠江水系岭南地区的陶器交易圈。两广出土的东周金属器,惠阳平原出土最多,并出有土著铜鼎铜钟等重器,是岭南土著青铜器的主要生产地。横岭山墓葬遗存显示了当时社会中的少部分人已经相对稳定地占有了大部分人的劳动,因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是合理的。归纳之,东周时期东江流域是岭南的经济重心。

湖北襄阳邓城韩岗遗址发掘报告

襄阳邓城韩岗遗址位于襄樊市区西北郊,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邓城”的从属遗址。此次发掘包括东周、秦汉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陶窑和汉、唐时代的墓葬。主要遗物有陶鬲、罐、盆、豆、盂等。韩岗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该地区从春秋中期到西汉早期的文化面貌。通过发掘认识到,春秋中期较多地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北部的区域特色;秦汉之际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韩岗遗址的发掘对邓城城址及该地区的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在晋和三晋乃至整个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它的年代考古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青铜器形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不可能早至公元前475年;通过与年代清楚的楚文化系统典型铜器比较可知,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与随州擂鼓墩1978M1曾侯乙墓铜器群的年代比较接近,约在公元前433年前后。从晋、楚两大文化系统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来看,约公元前453年前后物质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以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年代更为可取。

东周时期高经密织锦的丝织技术研究

以江西靖安大墓出土的东周时期高经密织锦"狩猎纹锦"为例,通过织物结构、织机装造工艺及织造工艺等复制实践研究,展开对古代丝织技术的深度探讨,从而揭示其240根/cm迄今为止最高经密织锦的关键技术和其科学价值。通过复制实践,不仅证实了240根/cm高经密经锦的存在,还可引证该工艺可织出宽幅高经密经锦,这一研究成果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的东周时期已拥有了织造高密度织锦的精湛技术,为中国古代织锦增添新的一页。

山东东周鼎簋制度初论——以中原地区为参照

鼎簋制度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把用鼎规格普遍、有序的提升归结为僭越有形而上学之嫌。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中原高级墓葬一般随葬数套列鼎,是鼎簋制度的套鼎时期,也是鼎簋制度的高峰期。以往多认为战国中晚期是鼎簋制度的瓦解、崩溃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随葬列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鼎簋制度并没有瓦解,其瓦解期应在秦汉。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山东地区的鼎簋制度与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一是山东多数地区没有严格推行鼎簋制度;二是山东地区鼎簋制度的基础较为薄弱,瓦解现象出现较早,瓦解速度也较快;三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普遍流行于中原的套鼎现象,山东地区基本没有发现。

湖北郧西县五斗种遗址发掘简报

郧西五斗种遗址发掘出土一批具楚文化特点的遗物以及陶窑等遗迹,还有动物骨骼、铁器等。简报介绍遗址发掘工作,对遗物文化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对遗址微地貌、动物骨骼与古环境、动物骨骼与遗址经济特点等也提出初步认识。

东周吴越铜戈比较研究

根据出土的带铭文铜戈形制分析,东周时期吴越两国铜戈形制各具特色。

论东周时期铜■的功能分类——兼论青铜器分类中的主位分类和客位分类

铜■是东周时期数量较多的一种青铜器,以往学者大多将它定为酒器。但是从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来看,铜的功能应该是水器。在研究青铜器的功能分类时除了根据青铜器自名和文献记载以外,还需要兼顾考古学背景,充分考虑青铜器的组合关系和在墓葬中的放置位置,它们是重建古代器物主位分类的重要线索。

试论东周王城的营建

东周王城是东周王朝的国都。对于其地望及始建年代,虽曾经颇多争议,但20世纪50年代在涧河两岸发现的东周城址,从考古发现情况整合文献资料,两者可以相互印证,故学界一般认为其即文献记载的王城。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周王城在春秋和战国这两个阶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营建,春秋时期建有宫城及其内的宫殿,还有规划有序的春秋王陵区及其他文化遗存。战国时期始建郭城,宫城则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在郭城南瞿家屯一带发现有战国晚期的成组夯土建筑群基址;在郭城北部发现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包括西周君陵区在内的大量墓葬。东周王城的营建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试论春秋时期晋国霸主与周王室的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晋国经过改革后,国力大增,继齐之后称霸。晋文公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晋国既想摆脱周王室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号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虽说徒有虚名,但其声望还是起一定作用的;周王室与晋国之间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复杂的关系。

从天子、霸主、诸侯的关系论共主政治秩序在东周的演变

东周会盟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子——霸主——诸侯"这样的新的等级秩序关系,这既是对西周共主政治秩序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否定,并且为先秦共主政体的早期国家形态向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形态过渡准备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喜看楚墓研究的新进展——兼评《长沙楚墓》

本文评述现已发掘的东周列国墓葬中占大多数的楚墓的研究发展情况,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出版 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淅川下寺,湖北当阳赵家湖、江陵望山、雨台山、九店,以及湖南长沙近郊等7部楚 墓发掘报告的学术价值。其中尤其对2000年出版的《长沙楚墓》一书,作了详细的评论。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菱形纹青铜剑的修复

南京六合县程桥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其剑身满饰菱形纹饰、剑首为同心圆、剑格部铸夔龙纹并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分为六截,锈蚀严重。为了保护修复此剑,并观察剑上菱形纹的形成工艺,故将保护分为:剑纹饰、锈层的分析,残块的粘结与修补和表面仿旧三个步骤。通过此剑的保护更加证明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就是东周吴越青铜兵器表面菱形纹饰的形成方法,同时又发现了在剑首的背面有一圈麦束形的纹饰,该纹饰的成形工艺将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由新出楚简论《诗经·节南山》的诗旨——兼说两周之际天命彝伦观念的变迁

《节南山》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的首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传统学术观点主要有三,即周幽王说、平王东迁后说、桓王说。然而随着近年上博简《诗论》、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刊布,可考《节南山》当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之时,作者为平王势力的臣工家父,诗旨并非讽刺周王而是通过"刺师尹"进而探求王室祸乱的原因。不仅如此,《节南山》诗文还可反映出两周之际王权衰落时若干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