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评让·艾什诺兹传记三部曲

作为新新小说派的代表,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是一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风格的作家。他继承了法国新小说的种种客观性特征,同时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在叙述方式上重建了传统小说的可读性。这一点在他的传记三部曲《拉威尔》、《跑》以及《闪电》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新小说对客观性和画面感的重视启发了艾什诺兹的冷叙事基调,而传统小说对可读性的追求则赋予作家一种热叙事的激情。在此基础上,他以富有个人特色的幽默、凝练的语言,将传记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功地构建了一种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独特张力感,创造了一种既冷静、客观而又清新、自然的艾什诺兹新传记小说风格,开拓了新的小说发展之路。

法国当代作家让·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

让·艾什诺兹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以风格取胜,其中符号化是其突出特征。艾什诺兹以物品符号的共时性堆积表现静态的物的世界,用以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展现了一种高超的符号管理艺术;利用兼具共时和历时性质的符号场景,呈现了符号的飘荡与暂停形成的动静结合;并最终上升到以零符号和体裁符号为代表的符号历时性组合,从而在三个层次上构建了整个符号帝国。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不仅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今日世界,同时也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价值。

论法国当代作家艾什诺兹小说独特的地理叙事风格

艾什诺兹多部小说的创作在对生活世界和异域空间的展现中都表现出反常的特征?:遥远的异域空间召唤的是司空见惯和衰败残破的景象,而身边原本熟捻的世界却是奇异陌生的,奔走游弋于这些地理空间的人物只能是一批虚假的游客和无家可归的人。艾什诺兹独特的地理叙事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传递着作家对人的生存出路的思考。

让·艾什诺兹小说中的都市群像与生存追问

当代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借笔下小说人物姓名的含混性和外表的不稳定性构建了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及认同危机。小说刻画了孤独自闭、怯懦被动的现代都市群像,书写出现代人自我迷失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突围的艰难征程。

从艾什诺兹和图森小说看当代主体的两面性

本文通过对法国八十年代后的两位小说家艾什诺兹和图森作品的分析,旨在揭示当代西方社会中个体的困境。艾什诺兹和图森通过各自的文学作品,试图用虚构的方式呈现一个昭然的社会现实,即主体行动能力的萎缩。艾什诺兹笔下的焦躁的主体在行动中逃遁,行动主体无法在行动中展现自身内在性。与之相反的是图森的小说,他描绘了一个有意识却没有行动能力,在逃遁中行动的主体形象。当代主体的行为中,必然性和自由意志、外在形势和个人主体性、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之间难以获得平衡和协调,由此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可被看做当代主体的两面性,即自闭和焦躁。法国当代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轮廓模糊,没有定性的主体形象,叙事中个体的艰难回归最终被怀疑和戏谑解构。

让·埃什诺兹:《我走了》的叙述结构和叙述视角

埃什诺兹在法国当代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以其所独具的叙述特色而备受推崇。其代表作《我走了》的叙述结构和叙述视角充分体现了他的叙述创新。本文主要分析作者通过巧妙地运用交错蒙太奇手法,使小说的叙述结构独具一格;还将借鉴热拉尔.热奈特的叙述学理论,试图从叙述视角的多重性方面来阐述该小说的独特叙述技巧及其在作品中产生的效果。

论《我走了》中的循环式主题结构

法国当代小说家艾什诺兹的《我走了》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简洁的语言,讲述了主人公费雷在事业和生活上的种种冒险经历,揭示并阐释了构成循环式结构的消失、遗弃、位移、厌倦四个主题,深刻描绘了当代法国人的精神生活,折射了人类彷徨与孤独的心境。

让·艾什诺兹小说中的影像世界

当代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将现代世界中纷繁眩目的影像融入小说作品中,呈现了现代世界的日常图景,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现代世界影像资料。作家对小说画面进行了大量的色彩处理,造成电影画面的视觉印象。画面的镜头切换、变速呈现和戏剧化处理等电影拍摄技巧的挪用实现了虚实交融,展现了亦真亦幻的小说世界,为间离效果的产生提供契机,使读者能够冷静地反观现实世界,获得别样的感悟。

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美学——法国当代作家让·艾什诺兹作品研究

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让·艾什诺兹擅长通过符号化写物来表现世界,并始终坚持从人性化的视角来观察和组织符号,实现了写物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平衡;他坚持对叙事的兴趣,部分重建和恢复了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同时又以留白、淡化冲突以及借鉴电影表现手法等个性化处理方式更新叙事;他运用巴洛克式体裁,创造了丰富多元的小说空间,提供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塑造了一种融传统、现代、后现代于一体的独特的平衡美学,为何谓当代性以及如何构建当代性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

艾什诺兹小说中当代城市空间中的声与听

艾什诺兹小说中描写的城市之声是人物对城市空间感官体验的重要载体。小说描写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声源,声音被并列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断裂的、碎片化的、平面的城市形象。夸张的人声和动物声揭示了城市的戏剧性及其符号特性。城市的物质性实体不再指向其具体的功用或象征意义,它们被抽绎成符号网络。听觉表现出整合碎片化杂音的努力,给予杂音以层次感和节奏感。纯粹的听觉意识促使人们从城市的符号性中抽身,更关注城市的物质性。听觉所恢复的偶然、即兴、非线性的文化形成了与视觉理性文化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