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基于生态信用管理系统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模式研究

生态旅游在中国大地异军突起,随着"2009中国生态旅游年"旅游口号的提出和传播,很多旅游景区一夜之间变成了生态旅游景区。目前,我国生态旅游重心需要由生态旅游的宣传转向生态旅游管理,其中最紧迫的工作是加强对生态旅游游客的管理。对于生态旅游景区来说,通过建立生态信用管理系统实现对游客旅游行为的有效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举措。本文围绕建立生态旅游游客生态信用管理系统分析我国当前加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建立生态信用管理系统的可行性等问题。

生态银行制度探析

绿色金融制度正在走入环境保护制度中。国外建立生态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取得了很大成效。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家政策推动下进行了绿色信贷实践,但遇到诸多困境。必须建立系统的生态银行法律制度,设立政策性生态银行,通过资金配置引导产业追求生态价值。

金融生态环境的信用风险控制：广东的证据

在明确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就金融生态环境的信用风险控制功能提出了两个相关命题：如果信用的信息服务功能缺失，担保机构作用有限，事前风险控制不足，而事后挽救措施也无效，金融机构形成高不良贷款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地区金融业高不良贷款形成率会引起地区资金外流以及降低金融业的经营效率。以广东为例加以论证，从金融生态环境的信用风险控制功能角度解释广东金融业落后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态银行运行机制与本土化改造研究:案例实证

美国湿地缓解银行的信用核算方法和标准尚未统一,跨区域交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文章按照湿地缓解银行的信用核算方法(借贷法)与全新提出的“生态元”方法,对广东省湖泊的生态信用进行核算并对其适用性进行了对比研究。“生态元”是一种基于禀赋价值(能值)的生态核算方法,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各种生态系统的热力学驱动本质,具有本源性、可加和性和代币属性,是生态世界的货币。研究发现:(1)借贷法是一种基于专家经验进行等级打分的半定量化方法,主观性较高,且仅统计生态系统服务中改善水质、水文调节和生境这三种服务;(2)“生态元”方法是定量化方法,所涵盖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更多,在客观性、准确性、动态监测、可推广方面更具有优势;(3)“生态元”方法的核算成本较低,可提供跨尺度、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核算;(4)“生态元”作为生态产品交易的代币,与区块链的结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生态银行的建设与发展,可基于“生态元”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多元可持续的生态治理资金渠道以及提供相关的政策配套保障。

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循环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金融支持体系，才能全方位地满足循环经济产业化的金融需求。因此，我们要为循环经济相关的市场主体建立一个良性的、面向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和金融支持体系：改革发展循环经济的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建立专为循环经济生产提供资金的政策性金融组织；组建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循环经济项目融资渠道；推进与循环经济相关的金融资源创新，实现循环经济和金融创新的双赢。

信用的生态学诠释与信用生态链的构建

生态学有逐渐与经济学相渗透、相融合的趋势,从而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边界。本文从生态学的视角对信用加以研究,首先介绍了信用生态的理论内涵,其次研究了良好的社会信用生态环境的评价标准,最后对构建和谐的社会信用生态链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

金融生态视角下的国家助学贷款困境解析

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对贫困学生资助的一种重要形式,虽几经改革,但目前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我国金融生态的非良性是造成国家助学贷款外部环境恶劣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性缺陷、自我调节机制的丧失以及助贷生态链的功能缺失则是国家助贷困境的问题所在。重塑良性金融生态,修复调整助学贷款生态链,促进主体平衡发展,是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的必由途径。

基于金融生态理论的美国金融制度分析——对美国次贷危机的一种解释

美国次贷危机,究其制度的原因,在于美国金融生态系统以国内消费信贷的增长和国外资本流入作为信用循环的基础。由于金融创新的杠杆作用放大了潜在的信用风险,一旦国内消费信贷的债务人中出现较多的违约行为,信用循环断裂就将引发信用危机。美国金融生态的制度优势在于,美国只要保证长期的对外资本扩张和国际政治强势地位,就获得持续的信用流入,使金融生态得到回复。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设置3种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东部样本、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及对策——对广西北海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思考

本文对广西北海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分析,认为北海市金融生态环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地方金融长期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是北海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

黄河流域农业节水绿色信用体系研究

为激发群众节水动力、形成全民节水型社会,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行黄河流域农业节水绿色信用体系研究势在必行。采用调亏灌溉技术进行农业节水,通过计算农业节水量,建立节水量与生态绿币之间的转换关系,并初步设计绿色信用体系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对黄河流域农业节水绿色信用体系进行研究。在作物非需水临界期进行一定程度的调亏灌溉,可以得到生态绿币,用奖励所得的生态绿币兑换土鸡蛋、绿植等“绿色联盟”产品,甚至进行“绿币贷”能调动群众节水积极性。农业节水绿色信用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农户等各方的努力,通过研究该绿色信用体系为水资源管理和水利改革提供科技支撑。

生态消费视域下农村信用社发展消费信贷问题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生态消费作为生态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生态经济的建设。为促进生态消费健康发展,农村信用社自身要树立"绿色信贷"意识,提升信贷资金的生态含量;建设"绿色信贷"机制,明确信贷资金的生态准入标准;发展信贷绿色决策制度,正确引导信贷资金的投向,并适时增加消费信贷品种,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合理转变。

关于推进广西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的思考

生态环境领域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是推进生态环境领域信用建设的关键一步。广西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工作经过两年的试行,正逐步完善并持续推行。通过对广西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试行及修订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提出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做好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绿色信贷对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借助非合意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得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生态效率,在对生态效率与绿色信贷空间趋同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阶段研判了绿色信贷对生态效率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全国整体生态效率缓慢上升,东部生态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彼此差距较小。绿色信贷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2010-2014年间的轻微抑制转变为2015-2019年间的显著促进,绿色信贷对生态效率高值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强。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均呈改善作用;现阶段绿色信贷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弱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呈现“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

绿色信贷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当前,绿色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绿色信贷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此,以中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在经过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工具变量检验后仍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机制研究表明,绿色信贷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生态研发效应,间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同时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发展绿色信贷,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制度创新研究——以推动企业生态创新为视角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制度在信贷风险分担、长效推动、环境绩效的监督测算等方面都还存在不足。本文在解析绿色信贷和生态创新一致性目标的基础上,以推动企业生态创新的全新视角,构建面向企业生态创新的绿色信贷信用担保授信机制和环境效益监测机制,并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环境收益下绿色信贷的差异性浮动合同利率管理模式和第三方担保机构的多元业务管理模式,为绿色信贷的制度创新提供建议参考。面向企业生态创新的绿色信贷制度,可在激励企业加大生态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同时,降低绿色信贷的信贷违约风险和环境社会风险,有助于绿色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流域绿水管理博弈建模及应用分析

绿水资源表示水循环通过降水渗透入土壤非饱和层并由植物蒸腾或土壤蒸发返回大气层的水汽,是农业作物生产的重要基础,但是通常被传统流域水资源管理所忽视。基于流域水量平衡和蓝水绿水综合思维,将绿水资源纳入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在绿水信贷理念和博弈建模分析框架下,结合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多目标优化及情景比较分析,利用绿水管理措施合理优化配置流域蓝水绿水资源,采用绿水生态补偿协调处理上下游利益冲突的博弈问题,探索性地提出了流域绿水管理博弈框架。该框架通过博弈建模可以识别分析流域绿水管理问题的博弈空间、博弈结构和纳什均衡等博弈特征;通过合作博弈约束条件改进的多目标优化,可以计算流域绿水管理情景的绿水补偿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收益。将建立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应用于涟水流域实例研究,NSE、R^2、PBIAS、p-factor与r-factor等模拟效果评价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涟水流域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蓝水绿水模拟均达到可信程度。上下游收益变化、绿水补偿标准与帕累托最优解集等博弈分析结果显示,涟水流域整体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收益明显改善,其帕累托最优收益平均增长2. 72亿元/a,年均绿水补偿标准折合1. 94元/m^3、1 253. 7元/hm^2。实例分析表明提出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在涟水流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因此,该方法可以为流域蓝水绿水管理试点研究及其绿水补偿标准核定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具有一定程度的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绿色信贷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分析了可持续金融背景下绿色信贷和企业生态创新的目标一致性,阐述了绿色信贷与企业生态创新的耦合关系,并从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组织、文化和产品生态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将企业生态创新纳入绿色信贷的环境评估和审核体系,有助于绿色信贷的风险管控,推动企业加快生态创新,最终达到银行和企业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元共赢。

广西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采用广西2000-2012年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包括证券市场、金融机构中长期信贷、产权市场与经济增长指标，对广西资本市场发展与广西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广西的金融机构中长期信贷、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但是证券市场对广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认为广西在未来的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应该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