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了另一种状态,而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种视角、层面和领域来描述,因此,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考察和理解经济"新常态"。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计划经济常态"经过"市场化转型的市场经济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是"旧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转换,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并持续演进。在国别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企业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与美国等"去杠杆化、强化政府管制"的"新常态"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阶段和环境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适应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区域、产业,甚至城市、企业等视角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问题研究

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的关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重。我国经济发展在宏观动力方面存在严重依赖投资而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中观动力方面存在过度依赖第二产业而三产发育不足的问题,在微观动力方面存在高度依赖投资的问题,同时政府行政开支膨胀等也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必须三管齐下,宏观方面扩大消费需求;中观方面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服务业;微观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培育人力资本、实施管理创新;同时要更加强调推进政府领域的改革。

自发秩序与政府驱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分析

社会自发的变革和政府驱动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类型。社会自发的变革重视通过社会公众的自主选择和社会规则的相互竞争推动社会秩序的演进,而政府驱动的变革则强调政府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主导性的功能。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既是社会力量逐步发展的过程,体现了自发秩序的生成与演变,同时,这种变革又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展开的,体现出政府驱动的变革特征。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体现了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我国社会变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两种变革力量的相互配合,而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则为政府驱动和自发秩序的结合提供了现实条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增长动力变革的经验及启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国家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重大跨越。中共十九大提出:目前,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探寻经济增长动力的合理转换、科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成功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变化的重要课题。我们通过解构7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厘清经济发展背后脉络,总结新时代经济增长动力变革的经验与启示。动力变革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革应该坚持以市场化破解相关难题,以全面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以人才红利引领支撑动力变革。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天津实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加快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天津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引领,以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抓手,坚定新发展理念不动摇,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不放松,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动力变革引领经济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不断探索老工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为新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天津样板。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初步转换:晚清重商思想述论

"重商"是研讨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词,它不应放在现代语境中来理解,以传统之"商"来"格义"近代经济社会的新事物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中包含着重商—重工、观念—制度、单维—系统的演进逻辑,尝试从结构性制约探寻富强之道开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面向。重商思想试图推动晚清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但封建体制的顽固性未使清政府适时通过主动的制度转换来协调社会转型,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发育和转变,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

经济发展中的动能转换与我国的发展新优势重塑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投资及要素驱动模式将逐渐向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内需潜力释放形成的发展新动能转换。同时,工业主导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的到来而逐渐失灵。在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为继续推动我国向现代化进程的迈进,增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基础,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应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重塑有利的条件形成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优势,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国外经济大循环。

新旧动能转换下山东省铁路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随着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物流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铁路物流也成为构成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1978-2017年山东省铁路货物周转量和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对山东省铁路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发展与铁路物流之间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山东省经济发展对铁路物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铁路物流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下铁路物流发展的建议。

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推动引领作用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泛起,地缘冲突和大国矛盾加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且相互交织,这些不仅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产生冲击,也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灵和赤字,及时改变这一状况成为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繁荣的关键。但在发达国家推卸变革责任和能力衰减、多数中小国家无力提供改革公共产品的语境下,增强新兴大国承担起变革责任和推动引领作用势在必然。在回顾总结中国以往所起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动因、动力、引导力及其相互作用机理,提出中国更好发挥其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引领作用的建议。

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

尽管现有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就,但它只是一种追赶式发展模式,展望未来,之前的成功模式对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延续。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进行学理性分析,中国经济超预期大幅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更多是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政府与市场及社会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中国需要尽快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其关键是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让中国沿着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道路前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民营经济主体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是三大重要切入口。与此同时,为了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还需要从法治、执行力和民主监督三个维度加强综合治理,推动政府善治,建设有限、有为政府。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们亟需探寻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及转换。增长理论就是不断探索发展根本动力,发展根本动力在于创新。由我国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的动力演变可知,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充当主导动力产业,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其增长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它们都是由物质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向创新演变。进入新时代,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已转换到创新上,创新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在创新驱动下,我国将由依靠要素投资和牺牲环境为主发展,转型升级为服务业升级和高端制造业发展、深度城市化和技术创新等。为了顺利完成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我们提出了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动力转换等建议。

创新驱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与保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使人民得到更多幸福感、满足感。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它有利于化解供需结构矛盾、提高传统产业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创新能力偏低、科研创新机构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是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对策是建立健全创新驱动统筹协调机制,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生动力;增强创新合作共生性,打造创新联盟共同体;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观点综述

本文对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3年年会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研讨会集中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与机制、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府管制与反垄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反映了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政策思路。

环境约束下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测度与动力解构——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基点,利用京津冀城市群200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SFA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动力进行实证评估与分析解构。研究发现:京津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区域差异显著,且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并未成为驱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为微弱,要素规模报酬成为主导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兼顾技术效率改进,在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兼顾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在有效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同时注重环境治理效果提升,以此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进而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