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经济正义论

布坎南经济正义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契约式双赢是经济正义的宗旨、程序上起点平等为分配正义的核心理念、宪政是经济正义的维护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正义进行了推扩。

经济分析法学及其对当代民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法学派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主张效益最大化原则,追求最高境界的公平正义。该学派为民法研究提供了经典方法、有助于深化民法价值与原则的认识,也为司法实务开启了一扇崭新的视角。文章认为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借鉴与反思该学派的主张,有助于解决制度创新上的困惑,更好地推进法治实践。

生态经济视阈下生态正义与经济法的新使命

文章基于对市场经济传统理论和经济法产生的沿革的对比,对生态经济下生态正义与经济法的时代使命进行了分析,看到了市场经济下的传统经济理论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指引了经济法调整经济运行的目标。文章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提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改变,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也应该做出调整,经济法的时代使命也必然发生改变。文章得出生态经济下的生态正义的结论,立足于经济法价值体系与时代使命的关系,通过对经济法的传统价值和传统使命的回顾,对经济法新价值与新使命进行分析概括,对架构经济法价值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前提即"生态经济人"思想加以论证,最后总结了经济法的新的价值内容和价值实现的路径。

小城镇集市交易行为及其心理——巢湖市几个乡镇集贸市场的实地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巢湖市几个乡镇集贸市场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民的集市交易行为都是受理性支配的。一方面,经济人理性援引生活理性,培育了以集市交易中的经验、交易主体的人格以及专家来降低风险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生活理性正受到“杀熟”和“杀生”的双重的经济人理性的冲击。小城镇的集市交易受到农村社会心理的支持。本研究可望对安徽省的小城镇建设规划提供理论支持,对我省农民的现代性品格以及农村社会结构有所了解。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建构

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中国国富论的关键是要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这需要对经济正义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进行时代的重新挖掘。张雄教授说"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这一概念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核。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尤其是经济正义思想打开了现代正义讨论的新视域。他特别强调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纬度的正义评价原则,强调经济制度正义的核心地位,强调人民经济正义的人民主体价值纬度和直面现实问题寻求解决路径的务实精神,更强调历史的现实的"按劳分配"等经济正义方案的全面理解问题,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现代构建和践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义利统一的价值观的确立有助于遏止道德滑坡;仁爱至上的处世观有助于消释各种纷争;“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助于缓解全球性资源和生态危机。

中美贸易摩擦的民族经济维度探析

中美贸易摩擦的美方逻辑是资本理性,可归纳为贸易问题上的失衡幻觉→理论认知上的重商主义→经济霸权上的危机意识。究其根源,经济利益敏感、经济理论偏执、经济霸权意识均是源远流长的美利坚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经济民族主义既有经济模式又有文化传统的原因,二者综合概括为民族经济模式。通过中美经济模式的分析比较,借鉴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以人的本质为核心、价值概念为枢纽、民族文化为基础,探索规定民族经济模式的概念,提出中国是和合市场型、美国是竞争市场型。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民族经济模式之争。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即民族经济模式的“多元性”与“一体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论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维度。从价值理性来看,高等职业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工具理性来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既是促进社会就业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教育价值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具有体现。

国际贸易正义缺失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随着各国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国际贸易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各国之间的友好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发展的格局。然而,由于发展方式、历史遗留问题、经济实力差距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际贸易的正义守则。如果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缺乏国际贸易正义,不仅会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世界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的评价及运用局限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三个基本问题: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导致政府失灵的必然性,在公共政策中的评价,在立宪民主中的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运用受到局限是因为:中外政治环境不同,中外研究基础存在差异;中国的政治阶层的模糊性和利益集团的不明显化;国内还没有形成这一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学派和大家;缺少研究这一理论的学术氛围。

经济人与制度公正初探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人的行为受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但是,经济人不正当的寻租行为会导致不公正制度的产生。缺乏公正的制度不仅难以规范经济人的行为,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确立制度公正,实行有效的制度公正实施机制,实现经济人与公正制度的良性契合意义重大。

经济人与制度公正探微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人的行为受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但是,经济人不正当的寻租行为会导致不公正制度的产生。缺乏公正的制度不仅难以规范经济人的行为,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确立制度公正,实行有效的制度公正实施机制,实现经济人与公正制度的良性契合,意义重大。

试析“经济人”与制度安排

将"经济人"与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经济人"理论进行实质性把握。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和谐的经济制度安排及和谐的非正规制度安排两方面构建符合"经济人"理论的和谐制度。

由“经济人”回归“道德人”——构建和谐社会人性假设的范式重构

"经济人"与"道德人"是经济学中对人性假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回顾经济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人们应尽快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回归,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并发展起来,其理论宗旨就是把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人类行为纳入单一的模式。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始终坚持严格的"契约—立宪主义",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决策机制的运行服从于根本性的"规则"的约束,即"立宪约束"。这一国际观点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宪政经济正义:经济法的宪政上升与正义回溯

传统经济法研究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阴影之下,其发言权一直由经济学家所主导。但经济学理论中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经济法在追求正义的法治之道上渐行渐远。因此,经济法应当正本清源,从法律规则衍生的线索追溯自己的本源,追溯到宪法乃至更高的自然法则,不失为一种途径。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宪政经济正义,不仅强调对经济法进行宪政上升,而且强调对之进行正义的法理考量。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以及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则为我们认识宪政经济正义这一概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市场经济与道德——试析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

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也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智慧财富。他的经济理论和伦理思想是一个互为补充的整体,论证了追求个人私利的市场经济具有道德合法性。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

自由主义和正义局限下的“碳政治”

从自由和正义的主题上探讨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运行的历史局限和利益本质。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特征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治理和国家有限理性行为的约束,表达建立"碳政治"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良好愿景。但现代性规则对"碳政治"的褫夺揭示了气候变化政治学的资本主张和利益诉求,气候分配正义下的"碳政治"表现为对技术和市场占有的有效性。因此,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而环境本身的需求被搁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证明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假设,不仅可以通过《易经》来证明其正确性,而且可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来证明其正确性。由证明过程可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既有《易经》的深厚意蕴,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广泛基础,从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规律的反映。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利已经济人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我国经济领域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否定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以引领人民的致富实践。否则,西方经济学利已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分＂的价值观,会给我国带来经济失衡、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的灾难性后果。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影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知识产权”章中,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于中国行政执法能力及制度衔接做出了较高要求。通过对《协义》文本和国内立法及实践情况的分析梳理,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本身,虽然“运动式执法”具有效率优势,但协调机制相对缺乏,应当建立高级别、常设性的机构,对全国范围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进行统筹规划;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与刑事司法体系的衔接,《协议》体现了美国对于“以罚代刑”现象的担忧,应当降低案件的移送门槛,确保罪刑一致;对于中美知识产权法合作,一方面应当增进交流,消除误解,另一方面则应当立足于国内发展情况,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指责不能一味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