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之兴盛及其原因

朱子学传入日本早期主要依附于佛禅思想之下,影响不大。其后受到德川政权的庇护脱离佛教并日渐兴盛,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学说,对日本政治、教育、社会风俗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江户时期朱子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适应了破除二元政治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是其实用性价值思想体系适应了德川幕府政权统治的需求;三是德川幕府的禁教、锁国政策的影响。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贝原益轩对朱子学的继承与批判--朱子学的一种“日本化”模式

日本社会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作为“实学”逐渐取代了佛教禅宗的地位,发展成为江户初期的正统思想之一。在林罗山等林家学者的倍加推崇下成为德川幕府的御用学问。但另一方面,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出现了在朱子学理气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怀疑性论述。其中贝原益轩(1630—1714)便是代表性人物之一。益轩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朱子学家,自36岁开始转向朱子学研究,成为朱子学的信奉者,然而到晚年则展开了对朱子学的质疑与批判。而这种继承与批判实际上可以理解成朱子学在江户时代日本“本土化”的一种模式体现。

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朱子学

朱子学正式流传日本的时期,在一般的日本思想史中被认为始于江户时代;然其实际上远在江户时代之前,就已经传入日本。而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特色体现在,在处于繁盛状态的佛教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情况下,为使儒学成为独立于佛教之外的存在,试图在强调三纲五常的同时确立起新的修养论。江户时代,朱子学的批判者并非在朱子学广为流传后方始登场,而是与朱子学的理解实践成平行发展之样态。朱子学在其学说本身的传播之外,还给与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与思想作为表现手段。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的贡献在于朱子学之学说本身的流布之上,各种新的问题意识及思想表现之手段,皆源自于朱子学这一关键。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