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平庸之恶与服从行为研究犹太创伤与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他人或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会使其行为发生怎样的改变,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又成果丰硕的领域。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戮,以及执行者在屠戮过程中通过“恪尽职守”表现出的机械、冷酷与无情,在引发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讨论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酿就了以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行为”研究为主导的实验。这一实验在学理上可以追溯到勒温、谢里夫和阿希在该领域中的一系列先行研究,而在现实中则源自犹太世界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使得从众和服从的话题成为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及绵长的另类叙事。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大屠杀的伦理批判

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引发了阿伦特和鲍曼等中东欧思想家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罪恶与道德责任的伦理学对话。阿伦特提出了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个人的伦理责任问题,即集体犯罪也不能免除个人伦理责任。在阿伦特的启发下,齐格蒙特·鲍曼阐释出纳粹并不是变态的狂暴之徒,而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他认为道德冷漠产生于纳粹德国对社会距离的再生产,时空区隔和道德悬置使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而重建现代道德社会学的关键在于人对于他人的责任及其接近性、亲历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纳粹罪犯的道德拷问以及对现代伦理学重构的可能性的思考,对我国学人深入研究日本侵略者的道德伦理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

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盲目服从行为是导致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艾希曼案例的剖析中,阿伦特发现,其无意识的服从行为主要是由于不思(thoughtlessness)所导致的,这种不思是现代社会人们缺乏对自己意识、行为判断的主要原因。思考活动是反抗式的,是对一切人们业已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或规范的审查、反思、批判甚至瓦解。在这方面,阿伦特最为重大的贡献在于她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思考过程,并有可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这正是克服现代社会病症的必要方式。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艾希曼审判”之争背后:战后犹太集体的身份重构之路

"艾希曼审判"是战后犹太世界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引发了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和格肖姆·肖勒姆的激烈论争以及欧美知识界的大讨论,即著名的"艾希曼审判"之争。分析这场论争的内涵和要点,可以看出阿伦特和肖勒姆对战后犹太复兴与身份重构的不同立场及其和现代犹太思想演变的内在关联,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战后犹太集体身份重构的两种典型路径。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艾希曼审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审判之一。这次审判使汉娜·阿伦特对于"根本的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是对其"根本的恶"思想的深化与补充,是对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深刻反思。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为我们跳出传统的关于"恶"的一维认识怪圈,深刻理解个人与社会、服从与责任以及罪与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

论汉娜·阿伦特的刑法思想

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的主要成就在政治哲学方面,她对法律的关注相对较少。她从政治到法律的思维方式,回答了那些仅仅依靠刑法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她提出的包括建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普遍管辖权等设想,以及对刑法的作用和价值定位的思考,对刑法的发展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视域下的“恶之平庸”——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为出发点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恶之平庸”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恶”自身根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而变得“平庸”。现代性中固然包含被阿伦特肯定的部分,但这种肯定也仅仅是部分的,并不能够掩盖现代性作为“恶之平庸”的根源这一事实。也正因此,现代人通过思考来抵抗现代性所伴生的“恶之平庸”不但是有必要的,更应是义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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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艾希曼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

1961年以色列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该案所牵涉证人证言与证据材料十分庞杂,同时纽伦堡审判所确定的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公然性质犯罪的抗辩这一判决要旨贯穿了庭审的始终,这些元素均为该案赋予了现实的研究意义。但或许是因为管辖法院系以色列这一主权国家的国内法院而非如同纽伦堡审判意义上的国际法庭,艾希曼案在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理论领域引起的关注远不及道德哲学与行政组织学领域。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底层的基础性问题不断涌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伦理学基础与行政组织体系框架下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分配问题。针对该系列问题,单纯依靠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似乎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学科相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为艾希曼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合理性基础进行补强论证。

重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当下美国学界关于“恶之平庸”的论战

近年在美国学界,诸种因素促使围绕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论战再次升温。争论主要围绕"恶之平庸"这一观点。以马克·里拉、斯坦格内丝以及理查德·沃林为代表的批评者们质疑"恶之平庸"在事实及理论层面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虽然这一观点非常有助于人们思考现代科层制中的人性问题,但以"平庸""无思"来理解艾希曼,却是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历史真实面貌的误读。里拉和沃林指出,误读的原因,是阿伦特未能摆脱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以及她对纳粹之恶"过于复杂的简化"。笔者认为,从"根本恶"转向"恶之平庸",阿伦特的问题在于她大大地缩减了人们理解恶、应对恶——或者说思考人类责任——的问题框架。

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国家记忆有意强调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少量反抗,将其视为一种英雄主义,因而忽略了普通犹太人争取生存的抗争。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把大屠杀恐怖昭示于以色列国人,使其开始把大屠杀视为以色列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把所有形式的反抗均异化为"英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多元化特征逐渐明显:该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因素,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大屠杀教育方式,进一步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内出现大屠杀记忆被泛化和滥用现象,大屠杀的记忆方式逐渐从民族化向个体化转换,进而凸显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反驳,其本质是国家政治工具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