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贝勒布扬古家族佐领承袭及宗族组织考察

努尔哈赤攻灭叶赫部后,将叶赫西城布扬古贝勒的部众编立为两牛录并授予其家族,入清后逐渐发展为五牛录,领有包括女真(满洲)、蒙古、锡伯等在内的32个宗族之众。叶赫西城统治家族逐步丧失了对牛录/佐领的领有权而转为实际管理者,在佐领承袭过程中,其子孙为了取得袭职利益互相争讼,清廷亦借机扶弱抑强以平衡其不同家支的势力。叶赫部最终彻底融入八旗系统,其兴衰伴随着清朝八旗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而其佐领下不同种属的族群,成为这一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者与历史见证人。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清代沧州驻防的设立、本地化与覆灭

八旗驻防是清代兵制的基本问题。清朝不能彻底革除旗民藩篱,满汉矛盾客观存在。近代多处驻防面对强敌,难以号召民众助战,终告覆灭。不过,八旗驻防衰亡,不宜一概归因"满汉矛盾",顺治五年(1648)设立的沧州驻防便是一例。它自初建起便非征服者,而是治安军;始终未筑满城,便于旗民交流;自十八世纪起,在本地挑甲、秋收、入葬,逐渐本地化。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逼沧州,旗民并肩血战,令其损失惨重,折戟天津,改变了清史走向。这种情况并非沧州独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杭州、西安、凉州、宁夏与巴里坤都是旗民协作的典范。研究近代驻防史,须周览史料,分析个案,而非先入为主地下结论。

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

在清初圈占旗地时 ,内务府及八旗贵族等 ,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补充庄园劳动力 ,曾一度大量收取投充人 ,投充亦成清初之“恶政”之一。八旗王公和内务府等将投充地亩设置纳银庄 ,将带投土地多者为庄头。另外一些没有带来土地的投充者 ,他们可以为主人分得绳地 ,并成为内务府皇庄和八旗王公庄园的劳动力 ,此类投充者解决了清初八旗庄园因“逃人”而致使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故清初曾一时出现八旗赖投充者为生的局面。

清代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考实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在直隶地区实行大规模圈地,近畿五百里范围内大量土地变成旗地。关于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既有研究成果对部分州县做了梳理,但尚未以直隶区域为整体考察旗地全貌。我们利用光绪《畿辅通志》、其他地方志等史料,通过计量方法解析有关数据,以县(州)为单位,考察直隶17个府、直隶州所属145个州县(不包括口北三厅)的旗地数量与分布。北京城所在地——顺天府旗地比率高达92%,旗地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遍布直隶北部与中部地区9个府79个州县。八旗圈地数量巨大,且多为膏腴之地,影响的范围广、民众多,整体性把握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对学界思考清代直隶乡村社会结构、运转方式、土地状况、族群问题将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

清代称珲春东南所滨之海为"南海"。该海域曾是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世居地,清初便在沿岸及海中岛屿招徕边民,藉以壮大八旗实力。清中期开始,对沿岸参山和海岛进行了长期巡查,至咸丰十年(1860)南海易手后终止。由于清代巡查南海海疆的史料多集中在满文档案之中,故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珲春南海诸岛,不仅能够弥补清代海疆史研究领域之不足,也能匡正中俄边疆历史问题中的一些观点。

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

鄂伦春的“部落”组织即“某某千” ,这种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留到现在 ,对鄂伦春族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这种组织形式即使不是在满族八旗制度影响下产生的 ,也是受了八旗制度相当大的影响和规范。这种组织历久不衰 ,保存至今 。

建国以来清代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综述

八旗土地制度是有清一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关于旗地的涵义及范围、旗地的建立和发展、旗地的性质以及经营方式、旗地的具体类型及管理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清代旗城探析

清代八旗军队的驻防城因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其特点独具。通过对史书、方志等文献和实地调研 资料的整理,初步探讨了清代八旗驻防的布局。在对实例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旗城作为军事要地和商业中心 的分布特点以及与传统风水理论、古代城市里坊制度的关系。

八旗制度与八旗社会之整合

八旗之建立,是在征服多种民族和部族基础上实现的,这就对八旗社会的转型和稳定造成了种种困难。即便在女真——满族之中,也因部族和家族的不同而矛盾重重。原本分裂的历史和被征服的仇恨,以及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与社会文化观念,很难使八旗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集团。在这种形势之下,八旗社会还是最终形成了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局面,这不能不说与各种制度,尤其是职官制度、法律制度、军功制度和人口户籍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有关。

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八旗科举在满清入关前即已开始举行,入关后时举时停,最终在康熙二十八年(1669年)实行兼试骑射政策之后确立下来。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发展,八旗科举制度日趋完备,逐渐成为八旗士人进身与仕宦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在满洲、蒙古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途径,既促进了八旗满洲、蒙古的"儒士化",也加快了满、汉、蒙多民族的交融以及满、蒙对于中原国家的归属与认同。

清末八旗制度存废讨论——以(东京)《大同报》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八旗制度是其立国之根本,集行政、生产与军事三项功能于一身。自中晚清以来,八旗生计问题成为其制度衰弱的缺口且终清之世未能解决。清末时期,在宪政与军事改革的压力下,八旗制度成为了必须改革的一项制度,成为了当时论战的焦点。值此之际,一群在日留学的满蒙旗人在东京创办了《大同报》,要求政府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针对运行二百年之久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并为此发表了许多关于改革八旗的建言,分析八旗存废的利与弊。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五陵少年”与“八旗子弟”探析

通过对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的产生、生活追求、形象剖析进行分析可知,五陵少年的产生缘于汉唐时期五陵陵邑和京师富家雄厚的经济基础,八旗子弟的产生和清代八旗制度有关;五陵少年具有"任侠"、"纨绔"的生活追求,八旗子弟则不务正业;五陵少年具有伪侠和奢侈的一面,八旗子弟则表现出开拓进取和腐化堕落的风貌。

再论清朝“八旗为本”的制度建构与变革(二)

进入近代之后,随着清朝的日渐衰微,"八旗为本"制度构建的弊端在军事、政治、国防安全和经济等领域暴露无遗。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统治者一方面牢牢地保守八旗制度与皇权一体同构的政权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也努力变革八旗制度,使之与近代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契合。围绕八旗制度所进行的改革与清末其他改革一脉相承,甚至制约着其他方面的改革。由于清政府所保守的八旗制度与国家近代化转型所应建立的政治、军事、民族和经济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再加上统治者又无法化解变革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改革最终加速了政权的垮台。

再论清朝“八旗为本”的制度建构与变革(一)

八旗制度本是军事色彩浓厚的部族奴隶主专制,体现了族长对本部族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严密控制。从清朝崛起到统一和治理全国的漫长时间里,统治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秉承"皇权至上,八旗为本"的原则不断推进国家军事和行政体系的构建和改造,并采取国土分区管理和"恩养"八旗子弟等制度来巩固八旗集团的统治基石地位。"八旗为本"的制度构建与变革使部族奴隶主专制有效地与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兼容,促进了清朝大一统和长治久安局面的出现。但是,皇权与八旗同构的制度设置上存在着先天缺陷。所以,清政府主持的变革只能以加大非旗籍士民的负担来维护八旗集团利益、巩固皇权,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酝酿和爆发。

陈寅恪中古史研究方法于清初文史研究之启示

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专业,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虽然陈寅恪研究的是传统学问,但其在史学与政学之间紧密贯通,史实的叙述中带着现实的关怀,考据的辨析和陈述中透着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在他的论述中,唐代社会政治军事联系非常紧密,其实清代亦如是。以清代早期的八旗制度为例,就可看出王朝的兴衰与立国之政治器局、兵制莫不有关联。同时,透过在清初康熙年间首开的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文化、兵制、职官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亦可观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八旗“恩养”制度的冲击

八旗集团是清朝统治的根基,而"恩养"制度则是关系八旗集团稳定的经济支撑。在清朝前、中期,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所以"恩养"制度虽劳民伤财却能长期维持。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国家财税中心东南地区原有的发展模式衰落并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同时,由清政府中央操控的旧商业体系也走向崩溃,外资势力和地方督抚联合商人操控国家商业体系,这些都直接导致政权中枢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失控。"恩养"制度由于缺乏经济来源而难以为继,客观上加速了专制统治的崩溃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