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天王堂图像辨识

主要对天王堂上部穹隆体壁画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其内容是依据法贤译《佛说瑜伽大教王经》的同本梵文原典《幻化网大怛特罗王》所绘的。天王堂下半部主要表现的是以胎藏大日为中心与八大菩萨、四天王像。图像的传入很可能与天息灾(法贤)、施护在曹延禄执政时期"从北天竺国诣中国,至敦煌,其王固留不遣数月"之事件相关。天王堂图像的释读对敦煌乃至中原宋代后期密教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

本文对在四川石渠、青海玉树和西藏昌都等地区发现的大日如来造像按照组合形式的不同分为单尊、三尊组合和九尊组合进行了归纳整理并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大日如来单尊造像主要出现在四川石渠地区,年代相对较早;大日如来和观音菩萨、金刚手三尊组合的造像至迟在赤松德赞时期已经出现,并且在各个地区都有流行;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组合主要流行于昌都和玉树地区,年代大致为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上半叶。八大菩萨有多种配置方式,系汉地对藏传佛教艺术进行变通融合的结果。

敦煌藏文文书P.t.960所记守护于阗之神灵——《于阗教法史》译注之三

笔者近年整理并翻译与古代于阗有关的藏文文献,其中包括伯希和(P.Pel l i ot)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Li yul chos kyi l o rgyus)。这份文书内容丰富繁杂,包括于阗建国传说、于阗的守护神名号、于阗的菩萨名号、于阗的著名佛寺、于阗佛法灭没经过,等等。笔者的工作主要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根据IDP提供的彩色图版对文书重新做转写,同时利用这些年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在每段转写之后附以汉文翻译和详细的词汇注释。本文是这份文书的译注之三,包括于阗的八大守护神、于阗的八大菩萨、于阗的灵验伽蓝以及于阗二部僧伽持见之情况等。

新发现的唐代益州八大菩萨经幢及其与吐蕃造像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成都地区新发现的唐代八大菩萨经幢为切入点,通过与吐蕃造像的比较研究,认为新发现八大菩萨像的文献依据是源自长安地区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但吐蕃八大菩萨像是以藏文本《大毗卢遮那现等觉神变加持方广经帝王法门》为主要依据的,同时参考了该经的汉译本《大日经》等文献。益州八大菩萨像直接传承自唐密系统,而吐蕃八大菩萨像则与密教和禅宗均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应当是吐蕃八大菩萨图像特征区别于益州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敦煌出土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

本文主要以大英博物馆藏Stein Painting50 Ch0074文献为中心,对吐蕃占领敦煌前后的敦煌及周边的八大菩萨做了图像上的解释。同时,结合印度、西藏以及瓜州东千佛洞保存的八大菩萨曼陀罗和藏经洞出土的相关密教文献做了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以为此卷文献是吐蕃占领下的公元8世纪末叶到9世纪中的作品,内容当是印度、丝绸之路地区流行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

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研究

毗卢遮那是吐蕃时期最流行的佛教信仰和造像题材之一,共有四种图像组合方式。其中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的组合最为典型,目前可以确认的图像共有6组。排列方式为毗卢遮那居中,八大菩萨分列左右两侧,这也是吐蕃时期相近组合造像的基本排列原则。吐蕃时期,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作为组合独立出现的文献依据是吐蕃密教经典。通过对相关密教经典与文献的分析可知,敦煌以及西藏东部、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应当直接受到了敦煌古藏文写卷P.T.7a、P.T.108等与毗卢遮那崇拜有关的密教经典的影响。

印度埃洛拉石窟第12窟的八大菩萨造像

印度埃洛拉石窟第12窟是著名的三层楼式样的佛教毗诃罗窟,共雕刻了八组八大菩萨群像,分属两种系统。石窟上下三层的正壁深处凿佛龛,龛内刻佛三尊像和八大菩萨。联系第11窟佛龛的六大菩萨分析,这是释迦法会的简略化表现。随着菩萨信仰的兴起,参与释迦法会的菩萨最终形成了八大菩萨组合,强调群组表现,彼此之间的造型近似,形成了"胁侍型八大菩萨"。第12窟第一层正壁左侧与楼梯拐角处,还有五铺"九宫型八大菩萨曼荼罗"。随着印度密教化进程,围绕在佛陀周围的八大菩萨,在尊名、方位、身色、持物等方面形成固定模式,与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相当接近。在新兴密续思潮的影响下,埃洛拉信众在窟内次要位置补刻的密荼罗,很可能是古印度同类造像的最古遗例。胁侍型八大菩萨群像是造窟之初的规划设计,九宫型八大菩萨曼荼罗则是密教化发展的特有图像,这两类图像既有时代先后,所蕴含的佛教观念也有差异。

杭州吴山元代宝成寺救八难摩崖造像考

杭州是元代藏传佛教在南方的弘传中心,当年江南的藏传佛教寺院至今仍有迹可循的唯有杭州吴山宝成寺。本文首次公布了宝成寺摩崖南段的一组重要造像,考证其为观音或度母救难图中的诸难图像,凡八难;进而结合相关史料与崖面状况确定南段摩崖已毁的系列造像最可能为以观世音为主尊的观音救八难组像;再由摩崖雕刻的内容、格局与艺术风格,揭示了宝成寺救八难造像为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汉译本比较研究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是密教持明密典,其内容体现了密教重视宗教仪式和仪式功用的特点。该经的三种汉译本《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八曼荼罗经》、《大乘八大曼拏罗经》在历代宗教典籍中多有记载,三种汉译本虽同出一源且主旨思想和整体内容大体一致,但在细节及修行方式上存有较大差异。三种汉译本各自带有不同的特点,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既体现了密教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也显示出不同译者的佛学思想特色。

榆林25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开凿的洞窟中,榆林25窟是相对较特殊的一个,窟内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延续了盛唐洞窟中经变画的构图、风格,而正壁残存的一佛八菩萨图在造像样式上与窟内其他图像则有一定的差别。从正壁残存的主尊、菩萨名号题记中可以发现,唐代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能够与之相对应,但是该经对八大菩萨身形的描述与榆林25窟的图像有一定差别。此图像与藏经洞中的部分绢画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其中一部分有藏文题记,表明它们与居住在敦煌的吐蕃信众有密切的关系,而藏经洞中发现的藏文抄写的《八大菩萨曼拏罗经》可以证明此地的吐蕃信众确实信奉这一经典。一佛八菩萨的图像在吐蕃本土拉萨及青海地区屡有发现,其中西藏昌都与青海玉树的两处摩崖石刻由高僧益西央开凿,年代均在九世纪初,这些遗迹说明一佛八菩萨图像在吐蕃本土的流传情况。在这几处图像与榆林25窟的一佛八菩萨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吐蕃流行的八大菩萨图样并不十分固定,但其构图和风格是基本接近的,而榆林25窟所采用的图像可能来源于吐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