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句式异同——以杜甫七律为例

根据对杜甫七律的调查可以证明,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三字脚,七言句中确有一部分有可能包含五言句,但此外还包含有更多的五言句所没有的四字组合形式,因此在总体上不可能是由五言句扩展而来。与五言句相比,七言句还增加了更多的复杂句形式。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杜甫白话七律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盛唐七律高华典丽风格的变革与发展。首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其次在华州正式拉开了白话七律的序幕,成都草堂七律进入了对田园生活的叙写;复次草堂、夔州七律大量口语虚词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使白话七律趋于精熟。这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

老笔苍劲中的灵气飞舞——浅论杜甫的题画马诗

杜甫是唐代大量写作题画诗的第一人。其题画马诗占其题画诗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诗不仅表现出杜甫的精湛诗艺,而且反映了他的一系列绘画理论。他强调"写真论",重要意义在于正确回答了艺术创作的源泉问题;注重"气韵",达到"传神"的艺术境界;在诗中着意运用"烘托"来表现抒写对象。

杜甫七律诗的结构方式论析

杜甫七律技法纯熟,足为后世垂范,其结篇之法尤为后人称道,古人对此已论之颇备。但出于写作需要,各结构形式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必定有所变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次级结构类型,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仍付之阙如,实有详加梳理之必要。在此即以整理杜甫七律诗各结构形式的次级结构类型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各类型的具体结篇方式及其特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解析杜甫七律的结构方式和技巧。不仅如此,通过对杜甫七律结构方式的梳理,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谓起承转合、前后解等结构理论的合理性。

杜甫七律对仗的正与变

杜甫七律的对仗可分为正常和变通两种格式。中间两联对是正常格式,四联对、三联对、颔联或颈联加首联或尾联的两联对、一联对、颔联或颈联流水对是变通格式;工对、邻对、宽对是正常格式,不讲虚实门类差别的远对、不同短语结构的假对、不顾平仄声律的拗对都是变通格式。变通格式是正常格式的调节和补充。

艺术造诣与生命悲歌——杜甫疾病诗艺术探索

"少小多病"的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与疾病相关之诗,可以说疾病诗是其一生不幸遭遇的真实写照。杜甫疾病诗本身独具特色,无论在造语、修辞还是创作风格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就造语而言,通过将"疾"、"病"与形容、名、动等词的结合来铸造新语词;在修辞上,充分利用与疾病相关之典故,运用象征、指代、隐喻等手法来表现多重意象;于风格言,描写对象的贫弱化、对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其诗风"沉郁顿挫"。

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

现代学人胡适等指出作为诗家的陈独秀推崇杜诗,作诗多师法杜甫。陈独秀五古《述哀》《告少年》《挽大姊》三诗是陈诗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一发表就引人关注,对照其自传以及相关史料笺释,可以对其中诗情作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可见其作多受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影响。陈独秀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人。

略论杜甫的“戏”字诗

杜甫的“戏”字诗，从内容上看，含义深邃，丰富多采；从形式上看，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从文学意蕴上看，既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重视诗歌的继承和创新。“戏”字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体裁，这是杜甫对我国诗歌的一大贡献。

大而能化 工而能变——论杜甫七律首尾联的特殊对仗

讨论了杜甫七律首尾联中似对非对的对仗现象。认为 :之所以有这些特殊现象出现 ,一方面是因为受对称平衡传统文化习惯心理的影响 ,诗人不得不对仗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人想摆脱过于讲究对偶平衡的诗赋传统 ,寻找一种既可灵动地表达诗意又不丢弃诗歌形式之美的对仗方式。

韩愈的个性及其诗论

唐代诗人韩愈个性"弘通"、"傲俗",而这种个性特征又自然会影响到其对诗歌艺术效果的追求。本文以韩愈个性特征为出发点,分析其诗论取向及其在品评李杜等人诗歌中的体现。

比较分析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的三组七言律诗

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是山东淄博境内清初时期的三大诗人。在七言律诗组诗的创作方面,他们都从唐朝杜甫的诗歌艺术中汲取了营养。王渔洋的《秋柳四首》,在用韵方面对杜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曲江二首》等有所摹拟。蒲松龄的《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四首,其用韵情况完全不出杜诗《秋兴八首》。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在用韵方面与杜诗关系不大,但在结构方面学习了杜诗。杜律单句末字能做到三声轮用,《秋柳四首》单句末字能做到两声轮用,《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单句末字能做到两声轮用并有三声轮用的,《山行杂诗四首》能做到两声轮用还有一声到底的情况。

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

杜甫在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 ,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索。他晚期的拗体诗 ,特别是七律拗体诗的创作 ,一改先前的诗风 ,正是他致力于这种探索所取得的硕果。本文将试图说明杜甫晚期七律拗体诗的表现、特点、大致成因及对后人的重要影响 。

论杜甫七言八句古诗的辨体意识

杜甫的七言八句体诗歌分为近体(含吴体)和古体两种,其中七言八句体古诗今存40首。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杜甫在创作七言八句古体诗之时,具有非常明显的辨体意识:一方面,是古体与近体的两种诗型的辨体意识,在创作中,通过声律、篇法、字法等方面的技巧,强调古诗的体调特征,进而彰显它们和近体七律的体式差别;另一方面,是古体内部古诗和歌行两种题材的辨体意识。在这40首诗歌内部,又通过诗歌抒情特征、表达方式、铺叙节奏等方面区分歌行、古诗两种不同的诗型。

论陈与义五言古诗

南北宋之交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其五言古诗的创作善于借鉴学习杜甫诗歌的创作技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其五言古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比较成熟,但在"体势"上则未达到杜甫五言古诗的高度。

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考述

明人薛益的《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是杜甫七言律诗集评本,它在时间上居于明代四种杜律集评本之末,展现了晚明杜诗集评特点。它参考了旧题邵宝《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的评点体例,采用了谢杰《杜律詹言》的分类编次;并在旧题虞集《杜律虞注》评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了邵宝和谢杰的评语。此书熔裁了元明杜律选评本中的诸家评语,鲜明且集中地反映了该时期的杜律批评特色;薛益在安排材料之时,悉心考虑,别出心裁,显现出其品评杜律的见解。

杜甫戏谑性格论

杜甫之戏谑所受关注由来较少,而关于杜甫性格中是否有戏谑因子的历史记载亦寥寥无几且记事多值得推敲怀疑。通过检索原始文献,探查杜甫诗文记载及其与李白、郑虔和苏源明等至交好友的交游情况,可见其性格确有戏谑一面。对杜甫戏谑性格的揭示,有助于对其诗歌中的戏谑之作进一步研究,探究杜诗多样风格中的别样趣味,从而丰富整个杜诗学的研究维度。

复式图景与幽隐书写:杜甫草堂二字题诗探微

"二字题诗"是杜甫草堂时期突出的创作现象,其以两两之间、多首之间的互文性构成特殊的复式图景。从陌生到适应再到舍弃,二字题诗贯穿杜甫草堂生活的三个阶段,"幽隐书写"是其中不变的主题。杜甫的"幽隐书写"表现出对隐逸传统亲近和背离共存的特点,原因在于草堂生活既充满人间的欢欣与生趣,又充满贫困和战争的威胁;幽隐虽然能够暂时以"幽"之美、"隐"之理逃避精神困境的折磨,却不是杜甫的理想所在。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杜甫曲江七律组诗的悲剧意境

"一片花飞减却春",隐喻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受到伤害,都使人类受到伤害。杜甫曲江七律组诗,以唐代七律前所未有的重大时事内容,近于宗教道德的精神境界,人从大自然获得心灵复苏的哲学境界,和直面承当悲剧的精神境界,及其融为一境、臻于化境的高度艺术造诣,标志唐代七律发展到巅峰。是诗中有史有玄的七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