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苍凉——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原因剖析

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蕴涵着一种直触人心的悲剧意识,而"苍凉"、"悲凉"也成了其小说风格的最佳代名词,同时,也是小说的核心所在。然而,其苍凉感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由于故事的悲剧性,也来源于整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以及作品之外的作者的个人因素。从文本和作者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的多方面原因,从而可以展示张爱玲及其小说的独到之处与美之所在。首先,从篇名的距离、故事的距离、世俗的贴近、人物的不彻底性、意象的暗示、创作者的隐匿六个视角探讨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的文本技巧。其次,从中西文化的积淀和苍凉的人生体验两个方面揭示张爱玲自身的遭际在形成其作品苍凉基调上的意义。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视点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生涯。作为张爱玲中晚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中英自译可视为张爱玲为打入英语主流作家行列的另一种努力。和她的源文本相比,张爱玲的中英自译出现了大量删除、增加以及改写等不符合翻译常规的现象。这后殖民的语境中,如何解读张爱玲的中英自译呢?在张爱玲的英译过程是否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东方主义在她的英译本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的话,译者如何采取策略来抵抗东方主义的影响?在象征着男性秩序的东方主义的凝视下,张爱玲的女性译者的身份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本文将带着上述问题,试图对张爱玲的中英自译进行后殖民解读。

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缺憾—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

面对日益涌现的第三世界/有色族裔女性译者的翻译文本,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日益暴露出其白人化和精英化的局限性,此局限性反映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构建中之理论缺憾。对此,本文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分析张氏打入西方出版界过程中的女性译者主体性之沉浮,以论证现行女性主义翻译之理论缺憾。

赛珍珠、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探析——以《闺阁记》、《金锁记》为例

在探讨赛珍珠、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比较了两人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身处两种文化之中的赛珍珠,形成了一种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文化观。她着力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美"与"善"的一面。而在张爱玲笔下,她所表现的是现代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传统封建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她尤为注重中西文化之"恶"合流之后所具有的"吃人"本质。

《老人与海》张爱玲译本词汇层面的女性译风评析

《老人与海》的张爱玲译本于2012年首次登陆中国大陆市场,其女性译语风格是构成该译本独特魅力的元素之一。其女性译风中的语言特点在译学研究领域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叠词、颜色词、拟声词和"女性专用"词四个方面来探讨将可丰富这一方面的研究。

时代氛围中赛珍珠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以《闺阁记》《金锁记》为例

文章从时代氛围方面探讨了赛珍珠和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来源。如果说个人时代氛围给予赛珍珠的是开阔的、积极的影响,并最终把她锻造成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坚定的女性主义者,那么张爱玲则自觉不容于时代,以人世挑剔者的眼光关注着芸芸众生,透视着女性的灵魂,其女性意识里充斥着批判和苍凉。

“创伤”与“执着”——张爱玲小说中神经病症候人物分析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具有神经病倾向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的神经病症候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向往的一种迂回实现。张爱玲对于这些人物的关注,与她个人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折射了她失落者的心态。这些神经病症候人物的性格异常、可怕,也展现了最丰富的人性真实和人生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的小说确实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对于人性和人生敏锐的洞察、深刻的剖析。

《闺阁记》《金锁记》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赛珍珠、张爱玲笔下的母亲都有自私、利己性的一面。但由于赛珍珠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精神,使她以爱为良剂,最终赋予了母亲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失望,使她根本就不相信母爱的存在。她认为对母爱的提倡说明了“母性”一方面是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对男性话语的无可奈何的认同,充分表明了“母爱”的虚妄性。

鞭挞颠覆下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充溢着一群身残志衰的丑陋男性——他们身体残疾、精神残障。作者不仅将宗法社会男性“伟岸”正统的肉体之身描速成发育不全、肢体残疾的身体障碍,贬抑为没有生命意义的行尸走肉,而且还将宗法社会赋予男性正统的精神身份贬斥为狂嫖滥赌、昏聩丑陋、猥琐无能的精神残废。这样的书写策略体现了张爱玲意在颠覆男性霸权、凸显女性主体意识的性别立场。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象群落研究——颜色、音响、戏曲意象

张爱玲围绕男女争战故事中的女性,铺写了月、花、饰物、颜色、音响、戏曲六个意象群落,它们彼此关联,形成一个更大的女性意象群落。就后三个群落而论,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意象化"客观叙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颜色因其存在广泛,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承担的叙事功能最多;音响中的贩声是一个独特的叙事时间意象;戏曲则给小说带来互文性特征。

《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真伪辨

《郁金香》于小报中发掘,经鉴定为张爱玲作品,但外界仍有质疑之声。因专家鉴定除以含混的行文风格采信外,多为外证,这不能完全排除其为伪作的可能。而与《小团圆》的文本互见、对《红楼梦》的明显借鉴,以及地道的"张腔",这些内证能为《郁金香》是张爱玲之佚作提供更确凿的证据。

基于语料库的张爱玲中英自译小说风格研究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可以在中英文之间熟练运用双语写作的作家和翻译家之一,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剧本和文学研究。同时,她还翻译了他人以及自己的众多作品。本文通过选择张爱玲三本中英自译小说,研究其自译小说的风格。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风格是否只独特地存在于自译小说中,本论文通过语料库提取数据,对比了张爱玲自译小说和翻译他人小说风格的异同点。

《竹取物语》对中国嫦娥奔月的接受及化用

在《竹取物语》结尾部分,女主人公赫夜姬穿上羽衣、服下不死药随来使升入月宫,这一情节的设置与"不死药"等字眼不难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嫦娥奔月传说。但是,《竹取物语》并非对中国嫦娥奔月的全盘接受,而且在主人公身份地位、不死药获得手段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嫦娥奔月的鲜明特征。本文拟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就《竹取物语》对中国奔月神话的接受及化用进行探讨,并从奔月情节的设置来分析《竹取物语》的结构与主题,从而探明《竹取物语》引用奔月情节的意义所在。

《倾城之恋》与《金锁记》接受迥异原因探析

天才作家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就享誉中国文坛。《金锁记》更是她公认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国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然而,经她自译的《金锁记》却在美国市场反应冷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者金凯筠的译本《倾城之恋》,后者成功进入象征荣誉的"企鹅经典"。同是张爱玲作品译本,同样采用了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却接受迥异,因此,有必要分析文本之外的因素。这篇论文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由权力、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左右的。

拼购电商用户接受度跟踪调研与影响因素建模

本文通过探讨规模推进后,拼购电商的用户接受度的变化及对其影响因素的影响,验证拼购电商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并为营销人员提供相应的建议;对相同的受访者进行时隔半年的两次调研,结合动机理论和评价体验理论,以用户接受度为因变量,以功效性因素、享乐性因素和社交因素为自变量,通过SEM构建用户接受度模型;研究表明,随着规模的推进,用户接受度有上升的趋势,功效性因素的影响被削弱,享乐性因素由负向作用变为正向作用,影响程度被加强,社交因素由负向作用变为正向作用,影响程度被削弱。由此建议弱化功效性营销,强化享乐性营销,注重两者的结合使用,同时为用户在平台上建立弱相关的社交关系。

张爱玲翻译边缘化现象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张爱玲除了其著名的作家身份外,也是一位硕果颇丰的翻译家,但她的译者地位一直被边缘化。借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从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外因和译者心理机制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内因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干涉和影响及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及选择来诠释张爱玲翻译边缘化现象,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张爱玲翻译的价值,拓展翻译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张爱玲“烬余录”的日语初译与昭和前期的灾难文化

1944年2月,“烬余录”于《天地》杂志发表。同年6月,该文便被上海最大的日侨报纸《大陆新报》翻译连载,是为张爱玲作品最早的日译本。本文围绕译者室伏克拉拉、媒介载体《大陆新报》,以及评论家(读者)若江得行三个角度,初步还原了翻译事件的历史原貌,揭示出张爱玲最早的日本接受与日本灾难文化之间的关系。“烬余录”中作家个人的灾难意识构成一种异文化的镜像,在镜像中,身在海外的日侨读者不惟照见了关东大震灾的公共灾难体验,更通过建构民族审美独特性的方式,参与到近代日本一元化国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