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苍凉——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原因剖析

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蕴涵着一种直触人心的悲剧意识,而"苍凉"、"悲凉"也成了其小说风格的最佳代名词,同时,也是小说的核心所在。然而,其苍凉感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由于故事的悲剧性,也来源于整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以及作品之外的作者的个人因素。从文本和作者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的多方面原因,从而可以展示张爱玲及其小说的独到之处与美之所在。首先,从篇名的距离、故事的距离、世俗的贴近、人物的不彻底性、意象的暗示、创作者的隐匿六个视角探讨张爱玲小说苍凉感产生的文本技巧。其次,从中西文化的积淀和苍凉的人生体验两个方面揭示张爱玲自身的遭际在形成其作品苍凉基调上的意义。

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变异与永恒问题——基于张爱玲与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比较

论文由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界定的悖论,对本雅明的"故事"概念过于狭窄产生了疑问。疑问来自作者既有的故事思考:故事始终与人类相伴随;故事是感性认识对象;故事可满足人类对意义的需求;故事具有适应人类需求、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特性。籍此,论文提出应建立人类学大视野的故事概念。论文选取本雅明认定的"讲故事的人"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以之与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比较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列斯科夫的故事是传统故事,传递经验以让人知道;张爱玲的故事是现代故事,传递体验以让人感悟,颠覆了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离我们远去了的断言。籍此就故事的变异与永恒问题形成如下基本看法:故事概念很大,小说概念应置于故事概念之下;故事给了小说各种故事讲法和风格以可能和机会,故事由此而变异;故事满足人类对意义需求的基本功能则永远不会变化;故事的人类学特质给予小说研究以新思路;呼吁关注和思考人类学大视野中故事的形而上思考与故事问题。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视点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生涯。作为张爱玲中晚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中英自译可视为张爱玲为打入英语主流作家行列的另一种努力。和她的源文本相比,张爱玲的中英自译出现了大量删除、增加以及改写等不符合翻译常规的现象。这后殖民的语境中,如何解读张爱玲的中英自译呢?在张爱玲的英译过程是否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东方主义在她的英译本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的话,译者如何采取策略来抵抗东方主义的影响?在象征着男性秩序的东方主义的凝视下,张爱玲的女性译者的身份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本文将带着上述问题,试图对张爱玲的中英自译进行后殖民解读。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电影叙事元素

张爱玲在文学艺术方面涉猎广泛,多有建树,而她丰厚的电影艺术素养对其小说创作有积极的影响。纵观其小说,发现作品中包蕴着电影叙事元素,主要体现在画面感、蒙太奇手法等叙事技巧方面,由此深化了小说的审美和叙述功能,体现了作者叙事方式的现代意识。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分析

通过对译本时间阶段特征、译本出版状况和译者翻译风格方面的历程分析,可以发现译著的接受程度影响到译本的出版状况,译者的翻译历程与作者的创作历程有相似的时间阶段特征,译者自身在不同时间阶段翻译风格也有变化。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变化发展规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在发展阶段、译本出版和译者翻译风格上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而有益的经验。

从“忽视儿童”到“以儿童为本”——现代小说里中国儿童教育观念的变革

在传统教育中,人们往往忽视儿童的天性,把儿童当作成人一样来看待。近代随着西方儿童观和儿童教育思想的传入,儿童天性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小说家以其特有的社会洞察力和敏锐视角,对儿童天性及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着力批判了传统儿童教育的弊端,主张教育要以儿童为本,遵循并发展儿童天性,让儿童自由成长。从"忽视儿童天性"到强调"以儿童为本",现代小说呈现了儿童教育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革过程。

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缺憾—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

面对日益涌现的第三世界/有色族裔女性译者的翻译文本,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日益暴露出其白人化和精英化的局限性,此局限性反映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构建中之理论缺憾。对此,本文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分析张氏打入西方出版界过程中的女性译者主体性之沉浮,以论证现行女性主义翻译之理论缺憾。

港台电影对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艺术创新

张爱玲以擅写女性题材小说著称。其小说文本注重视觉感受的表现,语言富有镜头感和声乐色彩,适于改编成影视剧,素有"纸上电影"之称。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被多位港台电影导演关注、改编,并取得成功。以小说与电影改编文本为观照对象,将两种文本对照细读,当能阐释不同艺术样式互动产生的独特艺术效应。

亲情爱情:千疮百孔——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悲剧意识浓厚的女作家。其悲剧意识的形成是由于缺少关爱的童年生活、遭受重创的婚恋经历、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经典《红楼梦》的文学影响;在小说中,悲剧意识则主要表现在爱情悲剧、亲情悲剧及人性悲剧上;而悲剧意识对于张爱玲小说批判男权文化、唤醒女性意识及形成苍凉风格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她人生经历与一系列悲剧小说的探究,人们可以更多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对亲情、爱情、婚姻、人生及人性等诸多涉及人类精神实质领域的永恒话题作深刻思考与讨论。

凄清苍凉的人生——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深入挖掘人物的深层人性,展现生存境遇下凄清苍凉的人生。张爱玲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所受到的压迫,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也渗透了张爱玲对人生的思考。

温情回溯与冷漠清算——张爱玲《易经》与《小团圆》的比较研究

自传体系列《易经》和《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常被不加区分地视为对作者创伤记忆和家族隐密的清算。然而,细读作品不难发现,相较于《小团圆》揭露和清算家庭隐私的冷漠与尖刻,《易经》对童年往事和创伤记忆的回溯则显得有些温情和柔和。当然,对刻薄、恶毒的后母的清算则是一以贯之。这是创作时间、作者生活情境及叙述视角不同所致。

嬗变的风格,迷失的自我——张洁小说情爱观综论

近30年的创作,张洁小说的风格发生了从纯情到肆虐,由唯美到审丑的变化。这是张洁艺术创作的一种退步,一种自我迷失。张洁风格的迷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高与浪漫的迷失,二是真诚与简洁的消逝,三是优美与宁静的丧失。

记忆·体验·生命——论张爱玲小说的合肥方言情结

分析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合肥方言语汇,认为这与她的成长过程和家世背景有密切的关联。自幼与皖籍人士的生活接触使得张爱玲熟悉合肥方言,表述这些语汇的语音也成为她口音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她已经能掌握上海话之后,在表达生活情绪时也还会自然地使用合肥方言。成长过程中父母之爱的缺失使得张爱玲唯有通过"寻根"去修补这份缺失,合肥方言之于张爱玲是对"我是谁"进行纯粹默想的情感方式。籍由合肥方言,张爱玲在创作中渐次敞示她内心的真相。另外,浅近而真挚的方言语汇亦成为其语言风格的构成要素之一。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象群落研究——月、花、饰物意象

张爱玲围绕男女争战故事中的女性,铺写了月、花、饰物、颜色、音响、戏曲6组意象。意象间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类似生物群落的女性意象群落。就前3组意象而言,其中多为原型意象,反讽是常用的修辞技巧。原型意象主要是通过改造物象的形质进入小说,每个意象都有其独具一格的显现方式。张爱玲借助原型意象反讽,把对笔下女性的放任、容忍、宽爱、嘲讽等复杂态度隐藏在作品中,使其意蕴更加丰富。

赛珍珠、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探析——以《闺阁记》、《金锁记》为例

在探讨赛珍珠、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比较了两人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身处两种文化之中的赛珍珠,形成了一种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文化观。她着力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美"与"善"的一面。而在张爱玲笔下,她所表现的是现代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传统封建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她尤为注重中西文化之"恶"合流之后所具有的"吃人"本质。

张爱玲小说“意象化”客观叙事

意象在西方现代小说家笔下只是诸多叙事技巧中的一种,不一定成为小说中的主要叙事方式,但在张爱玲手中意象则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方式。张爱玲的"意象化"客观叙事是一种既能继承中外文学传统,又能满足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从叙事角度考察张爱玲小说意象兼顾了意象意义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从"意象化"客观叙事带来的形式美进行剖析,由此把握张爱玲小说的文体风格及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贡献。

张爱玲小说中的父辈形象解析

作家张爱玲经历过缺失亲情、曲折求学、爱情失败等一系列人生挫折。坎坷起伏的人生传奇,成就了她文学上的成功。因为缺失的亲情,张爱玲将小说中父辈形象无一例外地异化,或是外貌形体,或是精神状态,或是语言行为。张爱玲用这种多方位、群体异化的表现形式,构建出了一幅父辈百丑图。张爱玲这种对父辈形象进行批判的意识,与其本人的缺失性体验密不可分。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和《怨女》,对女性的悲凉处境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对女性的人格扭曲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表达出深沉的悲凉意识;丑化男性形象,质疑和颠覆男性权力,反映出强烈的反男权意识。

论时空意识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小说是异于当时主流"大叙事"的一个"传奇"。在张爱玲小说中不仅展现着世界的荒诞性和生命的残酷性,也蕴藏着华丽而苍凉的时空意识,这与张爱玲审视个体生命价值的独特视角有着密切关系,张爱玲小说也因此具有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