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20世纪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墨西哥在20世纪初建立了土地的村社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并希望通过这两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和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等目标。然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农民却愈加贫困,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农村发展的困境,1992年以后,墨西哥以土地确权登记为核心,以产权明晰为原则,开展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化解了大量土地纠纷,而且赋予民众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墨西哥的改革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墨西哥革命后“国家重建”时期的土地改革(1920—1934年)

1920-1934年的"国家重建时期",为了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应对多起反政府的叛乱中赢得农民的支持,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墨西哥政府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但是,受领导人的国家发展理念以及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巩固,土地改革的步伐在"索诺拉王朝"后期逐渐减缓,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34—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期间,才通过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

殖民地时期,在墨西哥中央地区的农村,庄园与村社之间形成了一种虽不平等、但相互依存的关系。殖民地后期,由于人口数量回升、商品关系的发展,大庄园利润上升,村社农民地位下降。独立后,由于大庄园主因经济困难而被削弱,墨西哥的农业从主要满足大城市市场的大庄园商品性生产为主,转向主要以满足自身消费和部分满足地方市场的村社、租佃农、小农场生产为主,出现了一种向"小农制"转变的农业发展模式。这一变化不仅仅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平等的分配创造了条件。但19世纪末,在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下,墨西哥的农业重新回到了大庄园商品生产的模式,下层农民的处境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

多元一体村社共同体的构筑——哈尼山寨箐口启波然标志的人类学考察

启波然是哈尼族对父系血亲家族的称呼,它有七大典型标志。随着多个启波然在同一村寨生活,这些标志从启波然专属扩展为村寨共有。通过对箐口的人类学考察可以发现,启波然的七大标志绝大部分已扩展为村寨共有标志,人们在身份认同上由血缘扩展到地缘,以地缘为纽带的多元一体村社共同体也得以最终形成。

小农制与墨西哥的现代化道路

19世纪上半期,在经济衰退、政权软弱的特定条件下,墨西哥大庄园制被削弱,产生了以村社和租佃农为形式的小农制。19世纪晚期,随着政权巩固和出口经济发展,大庄园制复兴,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了1910年的革命。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土地改革,开启了墨西哥私人地产和村社共存的农业发展“双峰战略”。1940年后,政府忽视村社发展。90年代后,政府试图实行村社土地私有化措施。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小农经济仍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不可能完全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粹派村社思想的科学扬弃

在村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民粹派之间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关系。民粹派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立足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试图走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但是,民粹派认为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就使他们陷入了形而上学和空想当中,无法向前发展。针对民粹派固有的深刻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世界历史和无产阶级总体革命,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之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套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论俄国村社及其命运——基于文本考察与研究

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是否一定要走一条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消灭农村公社的问题;而恩格斯则着重研究和回答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像民粹派分子所简单认为的那样可以直接以农村公社为起点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显然,他们各自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以上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方向的回答,不构成二人在俄国社会问题上存在对立的依据。相反,他们在俄国村社及其命运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