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珉及其《高坐别传》考论

王珉字季琰,东晋著名文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曾为纪念西域来华僧人帛尸梨密(世称“高座”或“高坐”)创作《高坐别传》。王珉其人,《晋书》有传,附于卷六五《王导传》之后,然而所记载的内容仅限于生平梗概,相关事迹也存在较大争议。关于《高坐别传》,清人丁国《补晋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中有载,但均未注明撰者。《高坐别传》的作者信息首见于释慧皎与王曼颖往来书信中,《高坐别传》经由“别传—经录—总传”的因袭轨迹,最终被《高僧传》收录,为两晋佛教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

道宣史学批评思想研究——以《续高僧传》为例

初唐僧人道宣编纂的《续高僧传》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僧人传记类作品。在《续高僧传》中,道宣从史书之取材、史书之结构、史书之表述这三个方面对此前的佛教相关史书进行评论,在史书的取材方面,道宣认为著书者需要在旁征博引的同时对史料加以甄别和考察;在史书的结构方面,道宣主张史书不应拘泥于成例,而是应该按照需要加以调整和创新;在史书的表述方面,道宣反对繁复冗杂的表达方式,反对堆砌辞藻,推崇精练平实的行文风格。

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最后绝裂:变形的“高士传”——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年考论

《五柳先生传》向来被史家认为陶渊明的少作,至今仍被学界所接受。清人有异议,但只是感悟而已,缺乏论据。今人亦未有多少进展。考察该传的承继,以及少年志趣与此传不吻,而与晚年处境相近,应与《自祭文》、《挽歌诗》作于同时,显见非少壮之作,当作于60岁以后。

北宋僧人赞宁的译学思想

北宋僧人赞宁是佛学家,也是翻译家。然而他的翻译研究却没有引起译界的足够重视。他编纂的《宋高僧传》开篇就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翻译史研究资料。在《宋高僧传》中,他总结回顾了我国的佛经翻译史,论述了翻译的起源、性质和功能,探讨了翻译方法。

麓山寺建寺年代再考

关于麓山寺建寺年代,一说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468)。结合《宋书》和《名僧传》对《高僧传.竺法崇传》进行考辨,竺法崇生活在四世纪,不会晚至南朝宋,竺法崇并非《宋书》中的释法崇。参照《名僧传抄》目次,《竺法崇传》其余材料均可采信,详稽考之,竺法崇游湘洲建麓山寺在四世纪初(307 328年间)。

《高僧传》史传文体价值管窥

在中国文学研究高峰时期展开的史传文体研究,因其过分集中于中土汉语典籍而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高僧传》作为中国史传文体转型时期重要佛教人物传记作品,其文体与单一的中土汉语典籍有着某种内在关联,也有着与其完全不同的谱系。形式上,《高僧传》传文分创十科,以类相从、以时为序、以"高"贯穿,条理井然;内容上则正传、附传交融,主附相从,自成文字,彰显了史传文体整体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为后世传记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续高僧传》文化语词札记

《续高僧传》是唐代重要的僧传著作,其中含有大量有关宗教、社会、民族和民俗的语词,这些语词对各个学科的研究均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其中的12个语词考释,分析了它们与当时文化的关系。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

论《世说新语》中的支道林形象

支道林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他的事迹在《世说新语》和释慧皎《高僧传》中都有记载,然而两书记载有许多不一致处,《高僧传》让我们看到的纯粹是一位带有名士风采的高僧形象,享有崇高的声望,而在《世说新语》里,我们发现他并不是一味飘飘然的,而是一个性情复杂的多面体,名僧加名士的双重身份没有让他泯灭自己的个性,以《世说新语》的记载为主要文本,同时结合《高僧传》中的传记,全面考察高僧支道林的真实性情。

高僧菩提路上的女性因缘——以四大《高僧传》为例

佛教之女性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佛教文献的记载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史料,尚待进一步开掘和研究。文章拟以《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和《大明高僧传》四部代表性僧传为基础,从与高僧联系的家庭女性和社会女性切入,初步探讨了家庭中的母亲、妻子等女性及其家庭之外的尼僧、世俗各阶层女性对高僧菩提路的重要影响。这些女性群体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成就高僧的菩提之路,对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佛教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华大藏经版《续高僧传》在文字学研究中的价值

《续高僧传》在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文化及文字学史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论僧传中神异叙事的内在理论逻辑——以《宋高僧传》为例

作为宗教的重要组成元素,神异事迹一直备受重视,频繁出现于僧传中,反映了作者乃至社会普遍的认知。不论是对于记录者、叙述者、传播者,还是对于读者、信众而言,神异叙事都是传递佛教思想的媒介。在僧传中,一方面神异叙事往往以主角的怪异言行为特征,如《宋高僧传》中万迴的怪异表现为忽视差异性,体现佛教思想之真谛(缘起性空)所表现出来的平等理念;另一方面,神异叙事最后又必然回到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从“怪异”向“神异”的转变,反映真谛并不违背俗谛(世俗认知)。僧传中也存在看似违背佛教,比如《宋高僧传》对难陀的记载,但往往又能通过“究竟”与“方便”的理论架构进行合理诠释,从而使神异叙事完全贴合佛教理论。

宋本《释氏六帖》所引《续高僧传》考

五代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释氏六帖》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类书。其所引用的《续高僧传》本子是一个早期流通的版本,在僧传的多少、目次的前后、正附传的处理等方面,与现今通行的《续高僧传》本子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可为我们研究《续高僧传》版本的流变提供某些线索。另外,其保存的多位僧人的传记为今本《续高僧传》所无,为我们考察道宣所撰《后集续高僧传》何时合入《续高僧传》提供了可资寻索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高僧传》研究回顾与展望

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史书以僧人传记最为发达,但是其后僧侣传记散佚非常严重。《高僧传》是留存至今的唯一一部较为完整的关于僧侣事迹的综合性质的传记。自从其问世之后,历代对该书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对《高僧传》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回顾,明了其研究中的不足和空缺,对于避免《高僧传》研究中课题的重复撞车,对于《高僧传》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意义都非同小可。

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传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

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异僧”类僧传系统传达出宋初佛教与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相整合的知识内涵。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出对《高僧传》作为佛教僧传经典的解读。同样是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太平广记》在尊崇早期佛教流传人物这点上弱于《太平御览》,但在选录《高僧传》人物方面具有一定的佛学识见。在僧传人物方面,崇尚以神异传教的佛图澄,推崇道宣及其融入中国本土述异观念的感通思想。编纂官的引书收录表现出对文人笔记的一定倾向,“异僧”类收录的隋唐人物除道宣外均来自文人笔记。同时,在承接《高僧传》“神异”类和道宣感通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中国本土述异传统,反映了佛教知识信仰下倾民间的趋向。道宣事迹未被《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收录,道宣律学基础中的四分律也不载《太平御览》“戒律”类。李昉、扈蒙等人对道宣的认识似乎主要缘于其佛教感通事迹而不是律学成就。

简论慧皎《高僧传》的学术价值

南朝梁慧皎所撰《高僧传》是我国宗教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是六朝众僧传中仅存的垂则后世的完整僧史。他的作品取得不凡成就,实有赖于他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这在他的作品,尤其是论赞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突出表现:一是对佛教史有独到精湛的识见;二是对宗教有比较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的认识;三是对有关佛教的许多问题有深识灼见。

浅论佛教词语的构词特点——以《高僧传》为例

在汉语词汇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词语大量产生对汉语固有的词汇系统是一次巨大的更新。而《高僧传》作为魏晋时期较为代表性的文献,其中的佛教词汇是非常丰富且具有典型性的。本文以《高僧传》中佛教词语为例,从构词的角度,将其分为语音造词和语法造词两大部分进行分析,并将统计分析后的结果与中土汉语构词方式相比较,从而探求佛教词语的构词特点对汉语词汇发展的促进作用。

《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译学问题初探

《宋高僧传》是一部佛教经典,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非常重要的翻译研究资料,但很少有研究者涉及这一领域。笔者从译林与译制、翻译名与实、译事之演进和译论四个方面对《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及的译学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以期待能够对今日翻译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