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晚清时期,新继位的几位皇帝年龄太小,不能立即亲政,于是出现了非正常状态的太后理政、听政与垂帘等皇权运作模式。其实,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仪制,很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有误,至少不够准确。所垂之帘,只是黄色的纱幔或纱屏;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包括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李鸿章与中国首次创办银行的尝试

光绪十一年八月,直隶总督李鸿章陛见,向慈禧太后面请开设官银行,奉旨交议,虽然有醇亲王奕譞的鼎力支持,但由于户部强烈反对,加上御史风闻弹奏,此事不得不做罢论。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与美商代表米建威商议设立华美银行,消息传到北京后,遭到了言官、清流们的连番弹劾,虽然未经核实,慈禧太后就下旨寄谕李鸿章立即罢议。

对光绪帝死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光绪帝死因问题是学界百年公案,2008年科技检测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科技手段的介入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得到广泛认同。随着学界认识的趋同,其研究重点迅速由"是否被害"转而为"凶手是谁"。而数十年来借助文献档案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光绪帝死于疾病,这与科技检测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尽管学界也有文章利用文献档案等历史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光绪死于谋杀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未能占据主流,难以被广泛认同。文献档案资料的最大不足在于内涵的多歧性,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去伪存真。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昭示着史学的光明未来,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是未来史学的必由之路。

戊戌变法前后慈禧太后的心态变化刍议

在戊戌变法的前前后后,慈禧太后对变法基本上是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在变法之前,慈禧默许、支持光绪领导下的康、梁维新变法;在变法之中,慈禧提倡渐变,反对急变,强调政局稳定第一;在政变之后,慈禧论人不论事,反维新"乱党",而不反对变法本身。因此,就戊戌变法运动的整个过程来说,简单地说慈禧太后是顽固派有悖历史的真相。

“肆言”与“肆权”:清末己亥“废立”流言的形成及影响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被害”“择定新君”“择期禅让”等流言在报刊的加持下肆意散播。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清廷与新党围绕“圣躬”的安危,各自制造流言向对方施加舆论压力。1900年初清廷颁布立嗣诏书,新党立即揭露“立嗣即废立”的本质,并公开号召武力勤王。面对新党的“肆言”,清廷以“肆权”应对,不仅厉行报禁,查拿报人,还出台一系列“不得诋毁宫廷”的报律。己亥“废立”显示出作为最古老的媒介,流言不仅仅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更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媒介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力量,其在近代中国历史建构中的意义亟待重新认识。

故宫藏庄顺皇贵妃神牌考

文章通过庄顺琳皇贵妃生平及其入祀寿皇殿过程的考察,对清代嫔妃晋升制度及饰终之典的沿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清代嫔妃的生前荣枯和饰终之典是否隆重,首先取决于该嫔妃的家世和皇帝本人的态度。其次,政治权利的角逐结果也会对嫔妃的生死荣枯产生重要的影响。庄顺琳皇贵妃本来没有资格入祀皇家殿堂,但由于其子醇亲王奕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一度执掌大权,因此在她死后,神牌得以入祀皇家私人祭祀场所——寿皇殿,但也始终未能入祀皇家正式的祭祖场所太庙和奉先殿。

论庚子事变中张之洞对两宫回京的因应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导致中外议和受阻。面对列强的回京要挟,东南督抚内部政见出现分歧。张之洞始终以两宫安稳为第一要义,不请回京,力主赴陕,主张惩办“祸首”以抵制回京要挟,建行都以延缓回京。张之洞之所以阻挠回京,一方面慑于列强的归政要挟;另一方面,他为维护自身政治形象而过于阿附慈禧太后,这也为时人所诟病。

“国主”与“家主”的异化与统一——再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皇权制社会,实现对"皇家"与"国家"的稳定治理始终是最高统治者着力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种"家国同治"的传统模式却因清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权力关系和家庭角色而不得不改为"家国分治"。光绪帝作为"国主"在实现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侵犯到了作为"家主"的慈禧太后的利益,为维护"家主"权威,在基于"家庭伦理"所产生的"政治伦理"的逻辑关系下,慈禧太后凭借出色的政治能力收归皇权,通过训政的方式又恢复了"家国同治"的统治模式。由此可见,"家国分治"和"家国同治"的转化既与清廷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也与时局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透过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可管窥清末"国主"与"家主"异化与统一的过程。

光绪、慈禧去世时国人心态探析——以晚清日记为切入点

光绪、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成为晚清最后一桩重大宫廷悬案。本文根据摄政王、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光绪起居注官等亲历"二圣"驾崩者的日记直击现场,根据各部官员、商业大亨、退休官僚、军校学员、革命党人、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的日记记载来看威权人物驾崩后的市井百态。此外,还进一步解析时人日记中记载的各种政治谣言,诸如庆亲王吐血而亡、张之洞遇刺、隆裕皇后服毒、袁世凯自杀等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却被各界人士津津乐道,以小见大,看威权人物死后的政治真空给人心造成的动荡,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传闻与现实:庚子两宫“西幸”中的诸臣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携光绪帝后及大阿哥等人仓皇西逃,这一举动被称作'西幸'。在'西幸'前,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曾联衔劝阻,张之洞等人则反对列衔。双方争执日久,最终密奏没能送达两宫手中。两宫西幸后,打听两宫所在及扈从、留守情况成了重中之重。两宫在太原驻跸一月,又欲'幸陕'。对于两宫行止,官员间意见相左。两宫'西幸'对议和关系至要,也使群臣产生分歧,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