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与对外认知

林则徐受命前赴广东禁烟,不仅是一项政治使命,也是一项经济、社会使命。抵达广州后的林则徐采取疾风暴雨式的禁烟举措,重治吸食、强令缴烟、力催英方交凶、驱离英人出澳、断绝与英商贸易,禁烟力度逐步加大;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由最初的缴烟妥协到反对具结、拒交凶手、海上炮击,态度越发强硬。林则徐断定义律的各种操作是想方设法支持私售鸦片,意在建立有利于英方的贸易体制。双方沟通上的障碍与不断叠加的矛盾,刺激了战事的爆发。林则徐对外认知也随禁烟进程发生渐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相信清朝有能力、有办法击败“英夷”,彰显了不惧强敌的斗争精神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

清代道光“癸巳大水”研究

道光十三年水灾是一次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影响深远的重大灾害事件。灾害发生后,清廷全力实施救灾。所有赈济开销,除无法纳入计算的口粮、籽种、官民捐赈等各项,明确可考的支用为2 657 509.731两白银。本年用于水利上的开支不低于450万两白银。各省蠲缓3 101 080两白银,蠲缓后少征600万两白银。大水对清朝的关税与盐课收入也造成影响。综计此次水灾所造成的财政损失超过1370万两白银,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3以上。道光时期大水灾频繁发生,“癸巳大水”是其中的关键一例。在连续灾害的重压之下,清王朝已是沉疴在身,呈江河日下之势。

《岭南群雅》编者刘彬华生平考略

《岭南群雅》的编者刘彬华是广东著名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九年(1829)。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即绝意仕进,先后讲席越华、端溪两书院凡二十余年。喜吟咏,常参与诗坛雅集,可惜其别集《玉壶山房诗文钞》早已亡佚。他还常以乡绅代表的身份热心操办各种善事,曾主持道光《广东通志》总纂及嘉庆《阳春县志》、道光《阳山县志》和《永安县志》等县志的补修纂辑工作,并主编了两部清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代表之作《岭南群雅》、《岭南四家诗钞》,推动了广东诗歌的创作及传播。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窑口”与清道光前期的鸦片走私

窑口是清道光初年逐渐兴起的鸦片走私组织,它既适应了鸦片走私活动的新需要,也是鸦片走私趋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反映。随着窑口的形成与发展,鸦片走私群体和走私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各种地方势力通过窑口参与到鸦片走私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形成了以窑口为核心从偷运入境到分销各地的鸦片走私体系。窑口的兴起和鸦片走私的规模化,促使清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举措,但最终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走私方式的改变,窑口最终走向衰落。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姚燮的诗学渊源与浙东“四明诗派”之建构

梳理姚燮早年在宁波枕湖吟社的诗歌活动及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姚燮、厉志、叶元阶三人在诗学方向上是保持一致的,且受到吴德旋的影响。因而,探究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首先联系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其次进一步追溯到吴德旋乃至吴德旋的师法对象--宋大樽和姚鼐,再旁参其他枕湖吟社成员的诗话著述,即陈仅的《竹林答问》,由此可揭示出道光年间四明诗学的生成语境,其中根底落在"学古"二字。四明诗学的同质化特征,构成了"四明诗派"确立的一项关键性乃至根本性要素,又因四明诗学与格调诗学的源流关系,"四明诗派"在清诗史中的位置也较为清晰。

嘉道文人结社考录

作为晚清文坛的开端,嘉道时期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成为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道光时期文社数量是嘉庆时期的两倍多,反映了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而文学群体运动的加快。嘉道文人结社主要分布在江浙、京师、广东、福建,为晚清文坛的地域板块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晚清文坛整体地域格局的形成与嘉道时期文人结社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

论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

在研究鸦片战争时,人们易受"奸臣模式"影响,在民族危难之际,林则徐是公认的民族英雄,琦善是可恶的卖国贼。人们关注臣子较多。然而对道光帝在历史转折中担任的角色关注较少,他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底有何关系?笔者认为,道光皇帝对鸦片战争的失败负重要的责任,整个战争过程中,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决策能力和领导力都暴露出极大问题,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衰落。

论道光《宝庆府志·列女传》女性形象脸谱化叙述

道光《宝庆府志》作为官修的地方志,不可避免地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列女传》一册尤甚。全本《宝庆府志·列女传》中记载的女性,其身份、行为、言论的书写都遵循着固定的模式,编者以程式化的叙事构建出了符合时代的官方文本,《宝庆府志·列女传》中脸谱化的女性形象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在位期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民族矛盾逐渐加剧。面对这种局面,道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但对内政务并无起色,对外战争失败,战后依然勤勉却因循守旧。因此可以说,道光是一位转型时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悲情皇帝。

论清人辑选清诗总集的“诗史”观——以《诗观》《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中心

清代诗坛,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诗史"观是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清诗总集的编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典型代表,它们从凸显"诗史"观的编纂体例、绍诗史的辑选标准、重性情的诗史意识三个层面充分展示出辑者的"诗史"观。

道光十一年苏皖救灾述评

道光十一年江苏、安徽等省发生大范围的严重水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本次救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了失治腐败对晚清荒政的消极影响。

清乾隆、道光两朝贸易禁运述论——以丝斤、大黄、茶叶为中心

通过对清代乾隆、道光时期丝斤、大黄、茶叶贸易禁运的考察发现,清政府实施贸易禁运的主要举措包括:关闭互市,出台禁运立法,加强禁运司法;管制禁运商品的流通数量和路线,以官方凭证运销和军事监督贸易相结合;禁止外国商品入境等。贸易禁运对清前期互市布局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如乾隆前期的丝斤禁运客观上迫使西方人适应广州"一口通商"体制;乾隆后期对俄罗斯大黄禁运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恰克图互市具有极好的震慑外商作用,乾隆帝因此试图在边疆其它地区推行这种集怀柔、羁縻功能于一体的"恰克图互市模式"。各互市地点之间的统筹协作是否娴熟是禁运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造成乾隆、道光时期贸易禁运效果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迨至晚清,原有互市布局业已打破,其贸易禁运也只能停留在设想层面。

浅析鸦片战争前道光帝对英国的经济抵抗政策

鸦片战争前,道光帝采纳臣下意见,维护正常贸易,严惩违反法规的英商。针对英国的鸦片政策,他支持严禁派,掀起禁烟运动的高潮。在战争前夕,他支持地方督抚的反经济侵略要求,敢于断绝与英国间的贸易,并采取其它应对措施。虽然他也有妥协的一面,但抵抗为他反对经济侵略的指导思想。

《白虎通疏证》版本考

清人陈立《白虎通疏证》是注释班固《白虎通》的集大成之作,最早刻本是清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刊本,最好的刻本是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刊本。上海等多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古籍总目·子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著录的"清道光本",实不存在。

曹振镛道光朝政绩略论考

曹振镛历乾嘉道三朝,位极人臣,赏赐优渥且荫庇子孙。尤其在道光朝备受器重,颇有建树。自道光朝遗诏风波始任领班军机大臣,兢兢业业履行职责。参赞平定回疆叛乱和大力支持陶澍改革盐政是他十五年领班军机大臣生涯里的两件大事,充分地展现了他的个人政绩才能,以及他对道光朝政治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明道”与“致用”:嘉道时期考据学学术范式的转变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其学术范式逐渐表现出考证繁冗拖沓、学术支离破碎的弊端。面对此种危机,嘉道时期考据学学术范式为之一变,出现了注重礼学研究、诸子学研究、边疆史地学研究、高扬“郑玄注”的价值以回应今文经学等新特征。这些新动态贯彻和彰显了此期考据学重视“明道”“致用”的治学理念。嘉道考据学范式的转变既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又是世运变迁刺激的结果。此期考据学的发展不仅揭示了清代考据学在面对理论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自我调试机制,而且开启了晚清学术的基本走向。

1828~1832年清朝对浩罕商侨的管制政策

1828~1832年,清政府对浩罕实施以茶叶、大黄为中心的贸易制裁,同时对旅居新疆的浩罕商侨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政策。在新疆生活十年以内的浩罕商侨被驱逐出境,居住十年以上者也拟“驱逐净尽”。与贸易制裁一样,驱逐浩罕商侨政策也是一次有始无终的失败之举。那彦成在推出这一政策时未审慎地分析政策的可操作性及可能存在的消极后果,道光帝未能组织廷臣进行细致地研讨并提出有效的指导与建议,是这一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道光朝定海北洋督巡渔汛政策研究

督巡渔汛是中央政府在每年渔汛期间,派遣水师官兵前赴渔船网捕地点,对渔民作业进行监督和巡护的政策。作为清政府针对渔汛期的重要海洋治理政策,于定海北洋区域每年黄鱼汛期间得到规范化施行,并在较长时段内保持着"形变核不变"的特点。该政策在"安民"与"扰民"两端发挥着社会影响,折射出清政府海洋治理观念的滞后。以军事化的巡洋政策来管理渔汛这一经济活动,限制了国家向海洋探索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