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杜陵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发展战略布局

汉杜陵是西安主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区域功能和空间发展战略对西安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充分阐述区域自然环境条件、文物遗址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区位条件,借助于SWOT分析法,构筑了SWOT矩阵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汉杜陵区域的功能定位与空间战略布局。

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分析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和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能力.结果表明,该帝陵风光带(景区)的最小限制性因子为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日合理承载力为0.80×104人,年合理承载力为1.44×106人.现阶段具有接待能力的景区茂陵博物馆最高年份游客接待量已达饱和,一般年份的游客接待量属于未饱和状态;阳陵博物馆的游客接待量处于适载状态,其旅游接待潜力较富余.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帝陵布局浅析

位于关中地区的十一座西汉帝陵,在位置和布局上是否有规律,一直引来人们不断的争论,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其陵寝兴建必然符合当时社会的“礼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大遗址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杜陵遗址为例

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是实现大遗址可持续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关键。采取定性定量分析、空间分析以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的耦合关系,构建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的耦合模型,建立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汉宣帝杜陵遗址为具体分析对象,分析杜陵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机理、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通过设计耦合协调策略为杜陵遗址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活化利用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汉杜陵和三兆村的文化保护与城市化研究

汉宣帝杜陵、杜陵县城邑遗址,以及三兆村历史文化很丰富。应认真发掘与弘扬。研究城市化发展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的方法。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三兆村的拆迁改造问题上。这里的城市化建设拆迁改造,应当以兴修城市规划道路入手,先修曲江管委会旁上下绕城高速穿过三兆村、杜陵到长安的大道,再修向南上杜陵的司马道。这两条道路,能改善交通,有利于村民富裕,并将修路的拆迁户建新村古镇,发展旅游,同时切割村庄,为将来分块拆迁改造创造开端。

聚落型文化遗产整合保护空间网络构建研究--以陕西省汉唐帝陵群为例

构建联系而完整的遗产地空间体系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共识和国内实践需求,但既有研究主要聚焦线性文化遗产。鉴于此,针对聚落型文化遗产,结合研究的网络化转向,提出遗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方法;以陕西省汉唐帝陵群为例,构建帝陵间交通和旅游网络关系矩阵,综合运用中心度指标、捷夫模式、凝聚子群分析、加权核密度估计、引力模型等方法,识别帝陵网络节点、集群、轴线,形成“点—群—轴—网”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汉唐帝陵网络节点分3个层级,其中7个一级节点与杜陵、桥陵、乾陵3个二级节点构成网络的核心节点。节点中心性主要受其结构位置影响,与其旅游利用程度也有关联。2)汉唐帝陵网络中存在3大派系、7个小团体以及基于此划分的乾县—礼泉—泾阳唐陵、泾阳—三原—富平唐陵、蒲城唐陵、咸阳原帝陵、西安东南台塬汉陵5大集群和汉云陵、汉太上皇陵、唐光陵3个相对孤立的节点。3)汉唐帝陵网络的轴线为“一弧、一纵、两横”,分两主两次,连接核心节点和集群,形成“十点辐射引领、五群协调发展、四轴串联带动”的整合保护空间网络结构。

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

引用最新的考古调查成果,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勘察,对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与昭穆之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西汉十一帝陵的排列均遵循"右昭左穆"制,且"昭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西北,穆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的观点,并对文帝霸陵、宣帝杜陵选建在长安城东南的原因进行了探析。结合西汉宗庙制度的发展,揭示了西汉帝陵(咸阳原陵区)分别以长陵、茂陵和渭陵为祖陵的原委,并对西汉帝陵按昭穆之序排列的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了阐述。

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

本文通过对西汉帝陵陪葬墓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梳理,对西汉帝陵陪葬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结合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对西汉帝陵陪葬制度从陪葬墓区的设置及设计、陪葬墓的等级差异、陪葬者身份及陪葬墓园的性质等进行了补充讨论及分析。

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

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K16、K14及盗洞67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共计18个属种29个个体,其中海洋性动物螺和蛤共计4个种12个个体,是这批动物骨骼的一大显著特征。海相动物的出现对外藏坑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结合动物骨骼标本及古文献资料对汉景帝阳陵周边环境做了初步的探讨。

汉宣帝杜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2011~2013年,对西汉宣帝杜陵进行了全面地考古调查与勘探。基本探明了杜陵陵区范围与布局,明确了杜陵陵园有一重外围沟、一重外园墙,外园墙之内发现帝陵陵园、皇后陵园、100座外藏坑、57座祔葬墓、6座建筑遗址、数条道路;陵区东、东北、北部发现75座陪葬墓;陵区西北发现陵邑墙基、围沟,并在陵邑内发现4处大型建筑遗址、2座陶窑等。对全面认识西汉中期帝陵的形制要素与布局及西汉帝陵埋葬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

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研究

为揭示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规律,以2005年、2010年、2016年三期遥感影像为基础,选取斑块个数、平均斑块面积、斑块密度、斑块形状指数和分离度指数5个指标,对研究区类型水平上的景观格局变化的特点进行动态分析;选取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4个指标,对研究区景观总体水平的演变特点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2005—2010年,人类对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干预程度不断加剧,耕地斑块密度增加一倍,林地斑块密度增加两倍多,导致景观破碎度显著增加,富平县和蒲城县斑块数量增加是2005—2010年关中汉唐帝陵区斑块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2010—2016年,人类对土地利用保护程度不断增强,林地的斑块密度是2010年的三分之一,导致景观破碎度减少。富平县和蒲城县斑块数量减少也是导致2010—2016年关中汉唐帝陵区斑块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2005—2016年,所有土地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都有变小的趋势,斑块密度都有变大的趋势,景观多样性指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除园地外,其余类型斑块分离度在变大,说明斑块之间的距离在增大,趋于分散布局。研究结果可为汉唐帝陵区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关中地区汉唐帝陵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

基于关中地区汉唐帝陵区2000—2016年的统计数据,依据重心理论和灰色关联理论,对关中地区汉唐帝陵区的人口重心、GDP重心和三次产业重心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关中地区汉唐帝陵区人口重心、第一产业重心、第二产业重心、第三产业重心和GDP的重心都位于几何中心的西南方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均衡性。(2)从重心曲线和灰色关联度看,第三产业既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GDP重心迁移的主要因素。(3)在第三产业的影响下,人口重心呈现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的趋势,GDP重心呈现出不断向西南方向迁移的趋势,二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弃宏大而就无形 陕西汉阳陵博物馆遗址保护性展示建筑的创新实践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建筑是目前我国第一座对近帝陵封土及遗址实现全封闭保护的现代化全地下遗址博物馆。展示厅建筑设计“弃宏大而就无形”,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文化展示为主线,全面运用了多种国际文物保护的先进技术,完整体现了当代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的先进理念,成为我国新一代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典范。

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与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为揭示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以2005年、2010年和2020年的遥感影像数据为主,统计年鉴数据和现有相关研究结果为辅,基于GIS技术,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及其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并构建“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研究区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区2005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深度一直在提高,景观多样性呈现“上升—下降”趋势,景观优势度呈现出“下降—上升”趋势,斑块越来越不规则,景观破碎度指数呈现破碎化趋势。(2)2005年研究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综合值为0.4154,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差,压力、状态、响应对综合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27%、72.97%、6.76%;201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综合值为0.5846,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般,压力、状态、响应对综合值的贡献率分别为:13.56%、66.34%、20.10%;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综合值为0.506,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般,压力、状态、响应对综合值的贡献率分别为:0%、76.26%、23.74%。(3)从时间变化来看,关中汉唐帝陵区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综合值呈现出“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关中汉唐帝陵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试析延陵陵园形制形成的原因

延陵陵园平面形制呈西北角内凹、东南部外凸的不规则形,这在西汉帝陵陵园中是绝无仅有的。本文认为延陵最初规划为东西向长方形,延陵前十年的修建也是按此规划进行的。昌陵五年未成重修延陵时,为减省费用重新规划了延陵布局,更改了原本平毁秦王陵的计划。为避开秦王陵,东墙北段西移。为保证陵园面积,西墙也相应西移;西北角为避开平陵陪葬墓向内凹进;南墙东段为容纳陵庙而向外凸出,从而形成不规则的形制。

从华芳墓志再谈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地望

近年洛阳邙山东汉帝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邙山东汉五陵的地望归属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尤其是就大汉冢是否为光武帝原陵这一关键性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本文以北京发现的西晋晚期重要人物王浚之妻华芳墓志中所记的“恭陵”东侧家族墓葬为线索,结合考古发现的材料,初步推定大汉冢为安帝恭陵,同时就二汉冢、三汉冢和朱仓M722、M707的归属问题一并做了讨论。

两汉帝王陵墓反映的丧葬思想浅论

两汉帝王陵墓反映的丧葬思想主要为事死如事生、升仙及厚葬与薄葬等思想。事死如事生思想是对死后世界的安排,升仙思想则是对死者灵魂归宿的想象,二者促进厚葬的发展又通过厚葬来实现。在厚葬的基础上,薄葬思想也有所发展,由于帝王自身的局限性,薄葬并不彻底,在某种程度上又服务于厚葬。两汉帝王陵墓所反映的丧葬思想集中体现出帝王的丧葬态度和要求,表明其权力地位至尊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起到巩固统治,宣扬皇权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