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也在《红楼》里

《红楼梦》里有曹寅的踪迹,是一种隐蔽的存在:倒叙四次接驾是指他;王熙凤的册子画与词代指曹寅;补天弃石与曹寅的巫峡石;树倒猢狲散来自曹寅;宝玉护花受曹寅影响;春灯谜象征荒废的萤意象也与曹寅关联。

试论男女—君臣模式之源流

文学史一般认为以男女之事言说君臣之事的手法可溯源于屈原。本文试图阐述屈原对男女———君臣模式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题材和手法上,而真正对此产生理论影响的,应该是对《诗经》的解读。由汉儒开始的以诗附史,妄生美刺,使得后世的诗歌创作按照男女———君臣的照应模式前行。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粤剧英译——以《帝女花》英译本为例

粤剧有500多年的历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提升湾区文化同根同源的认同感格外重要。英语粤剧是向海外推广粤剧的好办法,也是推介中国文化的好载体。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通过个案分析法,语料库研究法,以粤剧《帝女花》的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研究译者在翻译生态过程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如何从词汇层面进行适应和选择的。

“本我”的陈后主和“玉树后庭花”

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之类的诗因为是"亡国之词"受到后世谴责。实际上,"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的陈后主,随性享受生命,充分抒发健康真实的"本我"之美,在中国诗歌中格外珍贵。陈后主诗处在诗歌格律接近成熟时期,因此又具备婉转流丽的神采之美。

中原花神刘阿斗:大智若愚,明智之君——为后主刘禅正名

刘阿斗即刘禅,后人多评价其为昏庸无能之君。其实,刘阿斗是大智若愚的明智之君。他少年临危受命,实施了"无为"而大有所为的方略,与诸葛亮演绎了一段明君贤相的千古绝配。他的降魏顺应了统一大局,是大智若愚,并多行善事。"乐不思蜀"是由当时历史背景决定的刘禅的明智之举。其"花神"地位对后世阿斗寨地方花卉产业发展的影响至今犹存。

北宋院体花鸟画“诗画交融”的审美意趣

宋代院体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宋徽宗统治时期引领画院开创的"宣和体",画风富丽工致,浓丽典雅,透露出皇家的富贵祥瑞气息。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最早以诗融入绘画,开创"诗画交融"的艺术先河,更是归功于宋徽宗个人的独到审美和艺术实践。

宋徽宗墨笔花鸟画初探

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本人的气质。作者认为,宋徽宗墨笔花鸟画的渊源,一为五代兴起的以徐熙为代表的江南花鸟画派,一为宋代中叶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因此,宋徽宗以特有的文人情怀致力于其他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江湖之思、林泉之趣,但又因其特定的帝王身份,其墨笔花鸟作品仍带有雍容的气貌而缺少荒远之境。值得注意的是,徽宗将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绘画,改变了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其墨花开元代之先河。

梁元帝《芙蓉蘸鼎图》考

梁元帝《芙蓉湖醮鼎图》,在陈朝姚最《续画品》和初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都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在近千年的传抄、刊刻中,由于脱漏、失校之类的手误,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明代嘉靖以后的各种版本中,这幅《芙蓉湖醮鼎图》变成了《芙蓉蘸鼎图》,从而导致一些学者顾名思义,以讹传讹,将这幅画解读成芙蓉插鼎图,并以此作为中国早期插花史上铜鼎插花的一个重要证据。从字意上考证,"醮鼎"是指祭鼎的仪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通常都是以宗教和历史传说为母题,据晋谢稚所作《汾阴醮鼎图》可知,《醮鼎图》描绘的是《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汾阴祭鼎的典故。梁元帝和汉武帝有着类似身世和政治抱负,且终生热衷于筮术易,汉武帝汾阴祭鼎典故中所宣扬的"天命所归""天祚明德"契合了梁元帝的政治需要。因此,梁元帝以此为母题创作《芙蓉湖醮鼎图》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