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响堂石窟北洞的性质及开凿时间

北响堂石窟是东魏、北齐时期开凿的一处大型石窟,其中尤以北洞规模最为宏大,雕刻异常精美。由于文献记载的互相矛盾,导致学界对北洞的开凿时间、供养人等有不同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析,结合北洞的现状及历年来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发现,认为北洞不是高欢或者高洋的崖墓。从洞窟本身来看,它应是一座由高洋供养的、开凿于北齐初年的佛教石窟,中心柱顶小室应为天宫。

赵禥提请张栻从祀孔庙探析

赵禥于景定二年提请张栻从祀孔庙,宋理宗允准。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赵禥提出这一请求,除受到自身教育背景和当时社会氛围的双重影响外,更有迎合理宗并拉拢理学人士从而达到巩固自己太子之位的政治目的。宋理宗基于对理学的推崇和在蒙古军南下背景下安抚人心的需求,同意了赵禥的请求,使张栻得以从祀孔庙。这一事件反映出的理学人士—当权者—皇位继承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南宋晚期理学地位提高和张栻得以从祀孔庙的深层原因。

刘完素“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浅探

[目的]探讨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方法。[方法]通过研读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论著,分析其对火热病证治规律的认识,着重阐述其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机理。[结果]刘完素医理精深,临证经验丰富,善于创新。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理论的启示下,对火热病证加以扩充,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学说。认为风、寒、湿、燥诸气太过,玄府闭塞,阳气怫郁,均会产生火热病。"阳气怫郁"是六气化火的一个关键环节,当以寒凉与宣散相合的治法,或辛凉解表,或清泄郁热,或表里双解,或燥湿解郁,或寒温并用,以宣发"阳气怫郁"诸证。[结论]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为后世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对今日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宋齐之际的王朝财政与三吴经济

刘宋晚期财政严重依赖扬州,尤其是三吴地区。萧道成依靠淮北四州豪强策动易代,将太湖东岸的吴郡、西岸的义兴以及宁绍平原的会稽纳入齐国封地,并以“悉”与“勋”为标准选任三郡太守。三吴自刘宋后期便已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建元、永明年间又频遭水灾,但齐高帝、武帝仍以赋税征收为首要考虑,三吴经济由此在“重赋”“急役”下运行。南齐以货币征收租布诸调,却缺乏解决货币短缺的能力,以致三吴民户还要承受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尽管《南齐书》以“职贡有恒”“府藏内充”来赞誉永明时代,但这是以民户贫困与经济衰退为代价的,南齐的国祚短促未尝与之无关。

梁武帝代齐之前仕历考

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前的生平仕历 ,史书所载多不够详密。本文试对其自建元四年至中兴二年间共计二十年的仕历、行年作初步的考证 。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高启与明代诗歌

高启诗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作品中浸淫着的朴实和率真。他诗中那种"臞而清"的风格,对中晚明时期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谓开了明诗创作中简单率直的诗歌风气之先声。高启对明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是复古的诗学理论主张的提出。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是我国文坛上不以诗名谋功名的第一人。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元末明初吴、越诗派论略

元末明初战乱纷呈,以高启为首的吴诗派与以刘基为首的越诗派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诗学特征。吴中文人因受理学影响少,追求自适、自娱的生活方式,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快然自足个性色彩;越诗派身处理学之乡的浙东,主张以诗议政,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济世情怀。朱明政权建立之后,面对朱元璋的猜忌、文字狱及僚臣的争斗,越诗派渐趋远离政治,诗作转以嗟叹衰老、岁月流逝为主。

秦代文化工程与阴阳五行学派

始皇时代,随着燕齐文学方士的大量涌入,邹衍之学与燕齐方术西传秦国,并对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燕齐文学方士的鼓动下,始皇帝不仅接受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而且营造了钟鐻金人、极庙复道、始皇陵寝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背后,都藏有与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关的丰富文化隐喻。

论北齐文宣帝高洋之用人

关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我们所熟知的是他的残暴荒淫。但高洋在用人、政治、军事等方面拥有相当高的才能。高洋用人能够不拘泥于民族界限,只以是否有利于稳固统治为判断标准,知人善任,一大批汉人或汉化人士如杨忄音、高德政、高隆之、杜弼崔暹、崔季舒等被他拢入核心政治圈,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洋对于鲜卑勋贵犯法者,也决不姑息,并能够把佞倖小人排斥在政治圈外,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这也是北齐能够在高洋统治时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初诗坛的李白接受及其文学对话——以高启为中心

明初诗坛具有的重建正统诗教和接续元末反理学的宗唐之风等等易代特征,使得对李白的评述进一步成为诗学论争和创作实践的聚焦点。此时期以高启为代表的才子型诗人对李白诗歌的文学摹仿和展开的诗歌对话,既反映了明初士人在出世与入世相纠结的心态下对李白的重新解读,也通过实际的创作取舍倾向,进一步确立了李诗在汉魏到宋元之间的重要传承价值,亦为复古思潮下对李白所代表的盛唐诗歌的审美类型辨析提供了难得的文学接受样本。

明代学者郎瑛生平与学术述略

仁和郎瑛是明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在考据学方面贡献至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人物。通过郎瑛的生平家世、交游以及学术著述与贡献等情况,我们可见这位明代学者一生的概貌。

高启安与《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

高启安教授的《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是新世纪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饮食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其对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使敦煌学生活层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对饮食文化研究的领域而言,也拓展了一个重要方向,在举世瞩目的敦煌学领域里突出饮食文化研究的元素,使得饮食文化显示出巨大的兼容性。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高启生平杂考

高启是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其字号、籍贯和家族成员是研究其生平的基础资料。槎轩和吹台是高启别号,向少有人提及,青丘子之号始于何时却又多有争论。高启的籍贯在史书记载中也颇有出入,其家庭成员向来无人考证,这无疑不利于其生平和创作的进一步研究。考证高启字号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组成,廓清其籍贯异说的矛盾,是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

唐代文献举偶——高适赠答诗中之李八李少府推测

本文从今存高适二百余篇诗作中,找出早年赠答诗作五首,推测诗题所称之李八、李少府应即盛唐时期大诗人李颀,从而为探讨高、李二人的交往与生平系年提出一种新的佐证。

奇后与脱脱高邮阵前被贬

据《庚申外史》提供的资料,脱脱驱逐伯颜是在顺帝、奇后支持下所为,自此奇后成为脱脱的内援。脱脱权力膨胀,与顺帝发生矛盾而第一次被罢相,其复相乃得奇后之援助。后脱脱因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而得罪奇后,因此,失去内援,最终导致高邮阵前被贬。

笼络与控制: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及首次朝觐

"金川之役"后,为确保包括大、小金川在内的川西北土司地区的长治久安,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将之前成功施行于内外蒙古和回部王公的"年班制度"用于川西北土司,仿照回部年班之例建立起川西北土司的"年班制度",使得川西北土司成为西南众多土司中唯一享受朝觐殊荣者。而川西北土司的首次朝觐,人数之多,在京时间之长,接待规格之高,参与活动之丰富,获得赏赐之丰厚,都是极其罕见的。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和首次成功朝觐,既是清廷对在征剿两金川战争中支持清军各土司的奖励,并藉此加以笼络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各土司实施控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年班制度"的实施,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