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民俗文化视角的《聊斋志异·考城隍》要旨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近五百篇故事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万花筒。《考城隍》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第一个故事,有作者的特殊考量。本文从中国民俗文化的角度解析《考城隍》的主旨要义,小说中的城隍神、关帝,以及小说人物所吟诗中的花和酒,或许表达了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关于民心所向的总基调:希望官府像城隍神一样,判案时能明辨是非善恶,像关帝那样用忠勇仁义守护一方百姓,让百姓生活能幸福美满,花与酒常伴左右,即使有挫折也依然心中有光亮、未来有期许。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或释为县令。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灵枢官能第七十三》学术思想刍议

《灵枢官能第七十三》是为《黄帝内经·灵枢》的重要篇章。本文从"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必知天忌,乃言针意"、"用针之要,无忘其神"、"上工救其萌芽、不治已病治未病"、"明于五输,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泻必用方,补必用员"、"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几个代表性语汇入手,就其中医针灸的学术思想特点进行讨论。《灵枢官能篇》论述了针灸医师必须具备性格平和沉稳、知识渊博、医德高尚的人品;必须具备正确辨证施治的医师基本功;还论及了针刺手法补泻、针和灸的不同适应症和治未病的理论;这些都为后世中医理论,特别是针灸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论汉代官方的所有权形态——以汉简为考察对象

在汉初律简中,"县官"一词源于天子之意,与汉初地方行政体系的铺开密不可分,将其冠以财物之前,便代表了汉代最广泛的官方所有权;"官"作为官有权的补充标识被载入汉初律法,但却广泛应用于其他汉简文书之中,亦成为官方所有权的主要标识;"乘舆"取天子尊意,强调皇室财产的专有权;另汉初律简中明确地将"皇帝"冠于玺印之前,用以标识皇权的至高无上,是秦汉以来玺印之制收归皇室的集中体现。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论宋徽宗《听琴图》中的一件钧官窑瓷器——兼论关于《听琴图》的一些争议

宋徽宗赵佶的画作《听琴图》,为赵佶亲笔所绘不应有疑。画中弹琴之尊者非赵佶莫属。赵佶对面叠石花几上所置之盆花,其花盆器型仿古青铜器作鼎状,外面为古青铜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该“雨过天青”色非青铜器所能有,而为宋钧官窑瓷器内面常有之釉色,与传世之宋钧官窑瓷器一致,因而该花盆当为宋钧官窑瓷器。《听琴图》为一不可多得之北宋钧官瓷图像文献史料,十分珍贵,应予重视。

唐高宗新论

永徽年间 ,朝政为长孙无忌等人所控制。而武则天早在被册立为皇后之前就开始左右高宗、干预朝政 ,高宗逐渐被武则天架空 ,成为仅是李唐王朝的象征。唐高宗在位期间真正掌握实权的时候很少 ,这固然是由于高宗本性之懦及身体之弱 ,但更应看到他的智力与太宗、武则天的差距。高宗的奋争说明他并不昏 ,实际上 。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的关羽形象与叙事策略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就是一部文人裒集加工的关公灵迹故事集。小说中刻意塑造的是关羽———亦人亦神的人格神形象。在广泛吸取文人叙事文本之后,小说用民间叙事话语对显圣故事进行了改造,由此可见民间对神灵的阅读期待与解读。

唐太宗新论

"唐太宗新论"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与论证:一、唐太宗比秦始皇等历代封建皇帝的历史地位高得多;二、唐太宗比历代一些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更适宜于做皇帝;三、"贞观之治"的出现在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阶层来说主要是唐太宗的功劳。

湖北房县玄天上帝信仰刍议——以观音洞为例

源远流长的崇巫祀神习俗、毗邻武当古道和从未间断的修仙学道香火,造就了湖北房县的玄天上帝信仰文化。透过观音洞的功德碑、道教建筑以及众多神像,融入三教之中的玄天上帝信仰、特别关注玄天上帝的神性职司,对玄天上帝心存虔诚的特点十分鲜明。

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

汉武帝以前的经学尚处于私家传授阶段,教授弟子并非博士本职。也未有立博士弟子之制,当然,这并不影响博士招收私门弟子。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从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

说“县官”、“官”的天子义

上古曾称天子所居之处为"县",进而扩而大之,将整个国家也称为"县",以"县官"指天子;"官"有国家义,天子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因此由"官"又引申出天子义。对"县官"、"官"二词的天子义,现代一般大型辞书往往只停留于前人的识断,释义未周,皆当乙正之。

周武帝、周宣帝亲信人物与军权

周武帝在杀死宇文护前后,逐渐笼络了一批亲信人物聚集在他身边,这些亲信人物由于没有战功,在北周的军人社会中很难得到认可,因此武帝上台后尽量给亲信人物以获得军功的机会。在此期间,武帝的亲信同周宣帝及其亲信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从而致使宣帝上台后对武帝亲信人物进行肃清,严重削弱了北周王朝的政治根基。消灭了武帝亲信集团的周宣帝的亲信们由于自身军事经验不足、威望不高等原因,在宣帝死后迅速倒向杨坚,直接导致了北周王朝走向灭亡。

从政事到学术:徽宗时期王安石批判的重心转变

王安石在哲宗朝所受到的批判主要是关于其政治作为,对其学术的聚焦及系统批驳则至徽宗朝才出现,这也是北宋晚期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自宋哲宗亲政开始,蔡卞、章惇、蔡京等人将王安石学术作为“绍述”之政的理论基础,反在士大夫印象中加深了王学与弊政的联系。徽宗时期,那些穷尽常规政治手段反对蔡京之政的一部分士大夫仍未放弃抗争,他们不仅提出了对神宗以来政治史的新看法,而且还集中力量攻击王安石学术,并希冀以此唤起君心、改变时局。这些在野士大夫的著述及交流活动,构成了北宋晚期批判王学的时代动向。考察这一动向的形成过程,以及钦宗朝廷对此动向的应对,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展现陈瓘、杨时等人批判王学的效果及意义,并探究两宋之际王安石学术消隐的确切原因。

关帝信仰与泰山文化——以红门关帝庙为中心

古代泰山上下的关帝庙有几十处之多,今红门关帝庙为硕果仅存。其庙在明清时期经历过多次修葺和扩建,留下了诸多的碑文石刻。通过对其碑文进行研究,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泰山地区的巨大影响力。

山西关帝庙研究综述

关帝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近年来,关帝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异军突起的重点学科。山西作为关羽的故乡,是关帝庙的源头,所以,对山西关帝庙的研究一直是热点课题,并且成果累累。主要体现在总体研究有所增加,但仍较孤立;在关公文化、信仰、庙宇建筑等方面成果较多。缺陷主要体现在区域联系少,文化罗列多而对信仰整体性研究不足。

论鸦片战争中的越南阮朝明命皇帝

越南阮朝明命帝素来重视对外部环境,尤其是清朝国情的查探,鸦片战争使他对清朝的看法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他对清朝大臣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评价,既有中肯之言,亦有偏颇之处。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他建立了近海和海岸结合的检防体系,提高水师的训练和技战水平,在维持正常贸易的同时仍禁绝鸦片,限制西洋商人的内陆流动,并增强外洋活动以期加深对西方的了解。

论雍正官窑制瓷的“新”意

本文通过分析雍正皇帝对于雍正官窑瓷业革新的主导,以及雍正新政对于瓷业革新的影响,从社会人物研究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阐释雍正朝官窑制瓷的新成就。

“官家”源变与宋代皇权重塑

宋以前“官家”的指代内容丰富,但至宋代“官家”则成为皇帝专称。宋太祖朝“官家”的内涵塑造仍然继承了唐末五代遗风,不属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官家”也非严格的政治语言。从宋太宗朝开始,经过继任者和宋代士大夫的不断努力,“官家”终于脱离原有语境和语源,逐渐神圣化、专有化和政治化。以“官家”指代皇帝并非皇权的理性定位,更不是皇权的世俗化,而是士大夫在选择性遗忘中对皇权观念的修复,这种民间词汇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表明皇权观念在民间的普及与加深。

基于《三国演义》的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研究

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具有显著的忠君爱国美德。蜀汉正统观念的确立、“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关公成为蜀汉的中心人物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的形成。在《三国演义》中,关公的忠君爱国美德表现在:桃园结义,平乱报国;侍卫刘备,从不懈怠;讨伐奸贼,忠于汉室;身在曹营,心在汉家;义释曹操,暗合诸葛;紧跟皇叔,开疆拓土;坐镇荆州,保家卫国;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英灵宛在,佑民杀贼。在《三国演义》中,关公忠君爱国美德的形成,既与关公的个人修养有关,也与关公深受社会的影响有关。关公的忠君爱国美德具有现代价值,其中所表现出的爱党爱国、爱军爱民的大爱无疆精神,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英雄主义精神,不忘初心、不怕牺牲的奋斗到底精神,值得我们思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