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汉宣帝庙号的废立与东汉初年的政治文化转型

两汉之际宣帝庙号的废立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结果。东汉建立后,新莽末年所设宣帝庙号一度不被承认,究其原因,在于光武有意消除王莽的政治影响,重建周制,拔擢私亲,宣示东汉的特殊性。随着东汉政治向“霸王道杂之”回归,孝宣政治成为重要的参考,宣帝地位因此提升。建武十九年庙制改革,光武基于现实与未来的双重考虑,主动追尊宣帝庙号。宣帝庙号的确立,意味着革新后的汉制超越了周制,也消解了光武四亲庙存在的意义,东汉皇帝只得通过其他途径维系与本支先祖的联系。宣帝庙号在两汉之际的废立过程,也是东汉王朝融入汉朝大宗,完善汉家制度的过程。

汉昭帝始元五年伪卫太子诣阙事件探析

汉昭帝始元五年春,受卫太子残余势力蛊惑,夏阳男子张延年诣长安未央宫北阙,自称卫太子,引发数万人围观,赖京兆尹隽不疑处置果决,方化解了这场危机。然而隽不疑依《公羊传》之说处置这场风波,颇为后世所讥,实则其所引之说是具备指导处置自称卫太子者的效用的,其指斥卫太子为罪人,也并不过分。该事件进一步增进了霍光与昭帝的关系,并促使霍光加大了推行德政、打击以桑弘羊为首的外朝官员的力度。由于隽不疑将卫太子定性为罪人,断绝了卫太子残余势力继续借卫太子生事的念想,于是他们转而拥戴卫太子的遗孙刘病已。隽不疑虽居功至伟,但由于不肯加入霍光的团队,次年被免官,终老于家。

汉画黄帝图像与汉代的黄帝崇拜

汉画中的黄帝图像,从画像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黄帝画像、黄帝升仙图、黄帝出行图和黄帝四神像。从刻画人物形象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了黄帝帝王之尊的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神化的黄帝形象,主要刻画为熊首人身的人兽混合的形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在社会上兴起,但先秦时期对黄帝的尊崇仅限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黄帝被作为远古圣明的君主进行效法和祠祀;东汉时期,随着谶纬的兴起和原始道教的形成,黄帝被神化和仙化,成为道教的主要神祇而广受膜拜。汉画中把黄帝刻画为熊首人身的形象,既与黄帝部落熊的图腾信仰有关,也与熊的特殊习性和对熊的力量和生殖崇拜与辟邪习俗有关,更是与汉代把黄帝神仙化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彰显了汉代对黄帝的崇拜和审美意识。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论张纯的学术特色及其对光武朝制礼活动的影响

张纯传习汉代旧制,却具有扎实的经学基础,在光武朝的制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纯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汉旧制的继承与学习,对经说之外其他来源的古文材料的重视,以及他独特地将经说与汉制相互结合的能力。而张纯学术特点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学习领域的广博,也是汉代通议、协商制礼的政治习惯的产物。尽管张纯最终未能直接参与到中元制礼的实践过程中,但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影响力为整个制礼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光武朝制礼运动中起到主导与推动作用。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汉章帝《蠲除禁锢诏》引《书》考

汉章帝于元和元年(84年)十二月所下的《蠲除禁锢诏》是章帝改变东汉初年“严切”治理手段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章帝宽厚帝王形象的经典文献。该诏引用《尚书》中“罪不相及”的典故系首次在帝王诏书中出现,但其并非《尚书》原意,而是战国时经过了内涵转换的产物,此意在后世广为流传,并逐渐进入常识语言系统。该诏将蠲除禁锢落脚在“弃咎之路”上,“弃咎”一词也典出《尚书》,展现了章帝对处理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考择和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该诏是窥探汉章帝君主形象、明章之际政治风格转型和儒学树立正统地位后对社会影响情况的良好孔道。

陕西三原县天井岸村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调查简报

三原县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由天井壕和五座夯土台构成,根据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应属于西汉晚期的礼制建筑遗存。或分属于天齐公祠、五帝祠,与西汉晚期形成的郊祀制度密切相关,是汉文明中南向理念、中轴对称理念确立的标志。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

目的:利用知识仓库建设管理系统平台(TPI),系统收集、整理、识别、归纳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的各种传本、校刊本、注释本,完成《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汉唐时期的古籍建设。方法:将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不同版本转换为PDF格式,录入数据库,建立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传本系统。结果:完成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著录47本,收录《黄帝内经》各种古籍版本12种,分别进入《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的通行本、注释本和校勘本类别中。结论:建立《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为保存汉唐时期《黄帝内经》珍稀善本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分析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和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能力.结果表明,该帝陵风光带(景区)的最小限制性因子为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日合理承载力为0.80×104人,年合理承载力为1.44×106人.现阶段具有接待能力的景区茂陵博物馆最高年份游客接待量已达饱和,一般年份的游客接待量属于未饱和状态;阳陵博物馆的游客接待量处于适载状态,其旅游接待潜力较富余.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