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诸问题之再探讨——兼与王文涛先生商榷

对班固与颜师古所处时代及立场加以综合分析,并通过对"广川国"沿革的准确爬梳,得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景帝二年为广川国"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而后半句"宣帝甘露三年复故"实应为"甘露四年"。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汉武帝时期的官学之兴

汉武帝以前的经学尚处于私家传授阶段,教授弟子并非博士本职。也未有立博士弟子之制,当然,这并不影响博士招收私门弟子。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从此,经学官学化。成为为西汉皇朝培养官员的重要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政治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

论陕北汉画像石中荆轲刺秦王故事的隐喻与象征

从文本到图像,荆轲刺秦王故事的隐喻内涵一直在变化。《战国策》的故事具有大势所趋、非人力能为的时势隐喻,《史记》的故事具有赞美重然诺、崇信义、尚名节的时代精神及褒扬“以暴制暴”的反抗意识等隐喻倾向。经由叙事文本转为叙事图像之后,荆轲刺秦王故事的隐喻内涵再次发生变化。尤其在陕北汉画像石中,该故事总居于图像叙事网络的核心位置,象征着过去,连接着现在与未来,并与象征着现在的生活图景、象征着未来的仙界图景一起,构建起完整的时间链条和生命循环,具有期盼生命不息、渴望长生永寿的隐喻内涵。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析栗太子被废

西汉前期,栗太子刘荣被废一事,对西汉的政局有很大影响,对西汉王朝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往往反映在皇室贵族亲属之间的矛盾之中,栗太子刘荣被废便是最好的例证。

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

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K16、K14及盗洞67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共计18个属种29个个体,其中海洋性动物螺和蛤共计4个种12个个体,是这批动物骨骼的一大显著特征。海相动物的出现对外藏坑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结合动物骨骼标本及古文献资料对汉景帝阳陵周边环境做了初步的探讨。

汉景殿考

腾冲"汉景殿",有说祀汉景帝,有说祀蒙世隆,作者考释实祀元代大理路第九代总管段功,以《滇志》和腾冲下绮罗《汉景本末碑记》为证。

汉景帝更立太子的政治史分析

政治继承权的确立是一个政权交接稳定过渡的基础,若有不慎,会对正常的政治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汉景帝在位期间曾两立太子,而选择在不同的时机更立太子,虽有一定的被迫性,但其中也蕴含了较强的政治谋略。其中第二次立太子时,固然有外戚势力的干扰,但由于缺少了如汉初强大的外戚与功臣集团的共同影响,进而顺利完成这一政治继承权的更改。究其本质,是汉景帝中期对政治控制的进一步加强,体现了汉中央集权的逐渐增加。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史记》与《汉书》汉景帝形象对比

《史记》和《汉书》都是汉代的正统史书,记述了汉景帝的生平事件。二书中的汉景帝形象存在相同点,如颁布的政策措施、实施的政治事件等;同时也存在不同点,如晁错、周亚夫事件中的一些描述语句,以及在本纪中对二人的总体评价。二书共同塑造了一个饱满又不失差异性的汉景帝形象。从对汉景帝形象的细致分析中,能深刻体会到司马迁和班固的撰史原因和史学观,更好地感受《史记》和《汉书》中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汉景帝刘启的童年生活

帝王未成年时代的生活,是中国古代童蒙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汉景帝是汉王朝第三代皇帝。这位出生在北边代国的王子,入长安后得立为太子。史籍有关他人生早期阶段的记录,可以看到行旅、读书、驭射、博戏等经历。父亲汉文帝的榜样性影响,与汉景帝后来的执政能力及政策取向有直接的关系。汉文帝指定晁错“为太子家令”,而“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对于汉景帝的知识引导和品行培育,都应当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教育家贾谊重视贵族少年道德导向的理念及其对于童年刘启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相关考察得到认识。

汉景帝形象在中国古代的塑造与衍化

汉景帝之为政以法家术制为主,重富国强兵,加强集权,在历史上本应是一个有为强君的形象,但在黄老、儒学思想浓厚的中国古代史学界,对其形象的塑造却并非如此。史书中的汉景帝形象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隐晦地批判其刻薄专制,但仍然赞其富国、统一之功。至班固著《汉书》之时,由于班固受儒家重义轻利、重文治轻武功思想影响,忽视了景帝富国、统一之功,又由于其尊汉的倾向,为景帝避去了专制刻薄之过,塑造出了"景帝遵业"、恭俭养民的仁厚形象。这一形象也流传于六朝。至唐宋以后,随着《史记》研究的深入,汉景帝的形象又加入了刻薄寡恩的成分,最终形成了历史上固化的景帝形象——以继文帝恭俭无为之业著称,又由于其刻薄寡恩而被评为中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古籍版本研究梳理与思考

通过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古籍版本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择其要者作简要介绍与评述,并借鉴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讨中医古籍版本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试图为拓展中医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方向略陈管见。

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政策

削藩,西汉时期治国维稳之举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史学界普遍认为“文景之治”就是对“黄老无为”思想的继承与繁衍。文章认为,削藩为西汉治国改革之始,反映了景帝的“有为”治国的思想理念。因诸侯国势强而威胁中央,皇子分封需要得到合适的领地等一系列因素,于是大胆实施削藩政策,强势镇压七国之乱,加强王国政治改革,为武帝削藩打下基础。

汉景帝时代的“和亲”与“不和亲”

汉初起始的对匈奴的“和亲”,是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适合时宜的政策。汉景帝时代是“和亲史”演进的重要阶段。汉景帝自即位起,就继承了汉文帝以来合理的边政措施,为争取和平的经济发展条件做出了努力。执政期间,在维持和亲关系的同时,与匈奴双方还有“通关市,给遗匈奴”等以汉王朝为主动方的经济联系,又有“不和亲”及匈奴贵族“来降”封侯的政策调整,甚至在局部地区,也发动了对匈奴的反击。汉景帝时的国力积累,为汉武帝时对匈奴军事压迫的解除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而“郅将军击匈奴”,也可以看作后来大规模反击战的预演。对于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认识、理解和说明,是否“顺其时”是一个合理判断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