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论汉文帝

有着“仁者”、改革家形象的汉文帝，由于其即位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他在即位后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重用老臣、宿将的局面。汉文帝的这种报恩思想也赋予了他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形成了他人格上的二重性。其结果，汉文帝虽进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反却促使诸侯坐大，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经济改革措施则激化了阶级矛盾。

“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初文、景两帝的崇儒举措

汉初文、景两帝重黄老而轻儒术,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实则文、景两帝同样非常关注儒学并实施了相应的崇儒举措。在汉初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文、景两帝对儒家经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构筑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知识体系,发展了儒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文、景两帝为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使得儒学在汉初的政治统治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汉武帝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汉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

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农业有所发展,社会进步。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除民田之租税"13年,为免除农业税开了先河。本文初步澄清当时的每亩单产、劳动力生产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全国粮食总产量等问题。还对汉代与现代的面积、计量作了比对。证明晁错所说的:"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比较切合汉代实际情况。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初登皇位的汉文帝,外柔内刚,掌控军权,朝内无权臣;使南越归属汉朝,对匈奴积极备战却高挂免战牌;关注民生,节俭无为,奠定了强国梦的坚实根基;朝议决策,不独断专行,创立了举贤良制度,无愧仁君之称。他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使一个从战乱废墟中新创的国家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玉门花海七棱觚校释

1977年在甘肃敦煌玉门花海出土的一件西汉七棱觚,抄录了一份皇帝临终给皇太子的遗诏,以及一封边境士兵之间来往的私信。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从语文学的角度重新讨论这件西汉木觚,对诏书和私信的字、词和文句都重新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诏书的历史背景和年代,认为诏书应是汉文帝给汉景帝的遗诏。

髡、耐、完刑关系考辨

髡、耐、完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关于完与髡、耐二刑的关系，前人虽有多种说法，但都不能对有关材料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的涵义并不一样:先秦至汉初，完相当于髡；而汉文帝以后，完又相当于耐。汉文帝的刑制改革以及汉代儒家“孝”观念的影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

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

汉文帝的改革精神主要体现在其处理所遇到的新问题上。汉文帝的业绩既与其“因循”有关 ,也与其改革密不可分。

《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军臣立为单于辨

关于军臣单于即位年代,一般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三年,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汉文帝后元五年。经考证,上述二说不确,军臣单于当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徐广最早得出了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三年的结论,其根据不仅相当薄弱,且自相矛盾。从徐广引古本《史记·匈奴列传》可证传本《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之"岁"字当为"年"字的讹文。"后四年"就是汉文帝后元四年。从《汉书·匈奴传》亦可证军臣单于立于汉文帝后元四年。《翰苑》军臣单于"立四岁"引自《史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引自《汉书》的可能性。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两汉时期的河间王

两汉前期,汉文帝为了拱卫王室,推行郡国并行制,始立河间国,封赵幽之子刘辟彊为河间王。在西汉的河间王中,不仅有酷爱经学的刘德,也有了骄横不法的刘元。而东汉后期的四位皇帝——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皆为河间孝王刘开之后。这些是研究两汉历史不可缺少的内容。

贾谊为何不被汉文帝所用

贾谊是西汉初杰出的政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且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但他却不被汉文帝所重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贾谊的主张损害了朝廷重臣等人的既得利益,而汉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皇权有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被迁升为梁怀王太傅,因其削藩措施不符合汉文帝以诸侯王国拱卫西汉中央王朝的思路,故也不被汉文帝采用。

试析汉文帝优容诸侯王的真正原因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对诸侯王优容有加,主要有汉初的社会经济和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两大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汉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汉文帝本人的个性特点造成了他对诸侯王的优容甚至纵容,使得诸侯实力得以逐渐增强,终于威胁到中央集权。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辨析

研究者多认为淮南厉王刘长图谋造反,并影响到淮南王刘安的一生。事实上,《史记》并未记载刘长谋反,错将刘长与谋反联系在一起的是《汉书》。从《史记》记载的各种细节,如丞相张仓等诸大臣就刘长罪状的奏议、刘长在接受汉朝召唤及发配路上的反应、袁盎的谏词、对刘长使用槛车且不打开槛封的行为、汉文帝在刘长一案前后的态度等来判断,刘长的确没有谋反,他的死是汉文帝蓄意造成的。“大夫但”是这次谋反的直接主谋,其背后主使则是郎中令张武、济北王刘兴居残部和棘蒲侯柴武。

从法学视角读路舒温《尚德缓刑书》

汉宣帝时,路舒温在《尚德缓刑书》中向皇帝揭示法制现状和分析其成因,建议一改秦朝"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的弊端,应该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充分表明了其儒家思想的主张。路舒温归属于贤良文人派,他们的言论表明了汉武帝之后儒法之争的继续,说明儒家思想在汉朝政治上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霸王道杂之"的合流势态。

汉文帝打压功勋旧臣浅析

汉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著名的治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对国家实力的增强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并在后世留下了"仁孝宽厚"的圣明形象。历来众多史学家对汉文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轻徭薄赋以及刑法改革等一些"仁政"方面,而对于其即位之后运用铁腕手段打压排斥迎立其即位的功勋旧臣却谈及不多。文章通过分析文帝即位后功勋老臣们的仕途结局及人生命运,试图证明汉文帝"仁孝宽厚"之外"铁血""冷酷"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