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通经致用观及对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通经致用经学观的形成与汉武帝的提倡与实践有关。他要求大臣“以《春秋》对”,要求对策者“取之于术”,即提倡通经致用。他强调以经决事,如他以经决狱,在人事任免、战争、礼乐活动、治河等方面依据经义而行;他还注重官员通经致用的能力。武帝对通经致用经学观的提倡与实践,得到两汉君臣的响应,最终成为汉代经学之特色。

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

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10年代初为界,近四十年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步反省期,学者论证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观点,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这一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这两句话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的兴趣。第二阶段属于深入辩论期,这两句话产生了两种用法,贬义用法认为它们在思想上属于专制性质,褒义用法则认为它们是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描述。对于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意见;同时一般不否认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第三阶段属于学术总结期,有多篇综述发表,有多位学者认为易白沙是这两句话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于形成新的学术共识。

汉武帝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确立

汉武帝通过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财经政策和官府垄断重要工商业的专制主义经济制度,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独特专制主义制度特色的制度模式——一体化专制制度。

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

汉宣帝亲政适值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矛盾凸显之际,极端化的公羊学思想借助灾异现象对汉武帝创设的“霸王政”大加批判,隐然有动摇汉室基业之势。汉宣帝审时度势,卒以宏大的视野、过人的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他基于官方层面对阴阳学理论予以认可,通过祯瑞祥兆来化解灾异带来的惊惧心理,并且把阴阳学理论改造为施行帝国政治的有力武器。不过,此举并没有彻底解决前述危机,未求得理论与政治的最终和解。有鉴于此,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扶持穀梁学来修正公羊学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为孝宣中兴格局的开创提供了强大助力。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学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 ,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 ,儒学战胜于朝廷 ,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 ,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 ,经学显于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 ,武帝以后 ,经学成为官学 ,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 ,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 ,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 ,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 ,此后 ,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 。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汉《尚书》欧阳学析论

欧阳学在两汉是《尚书》官学,尤其在东汉大为昌盛。观其经说,考其学人,探其世事,可以发现《尚书》欧阳学获得官学独尊的地位,原因有三。第一,经说贴近伏生原义,务实朴素,不随意变更师法;第二,学者大多品行高尚,坚定操守;第三,欧阳学者不与新莽政权合作,自光武帝始,多令太子学习《欧阳尚书》,桓氏、杨氏等世家贵胄的学习更推动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