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论东汉桓灵时期的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政治的特点在于皇帝依靠外戚、宦官打压士人,其政治业绩乏善可陈,唯可说的是文化建设方面。桓帝主要是回乡祭祖与拜祭老子,灵帝则是以文化为抓手,试图进行选举制的改革,如鸿都门学的设立,培植自己政治骨干,但其过度重用宦官、生活奢华给其政治举措带来更大的混乱。桓灵时期的政治理念却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这就是讲究天人合一、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桓灵时期的政治风气则是范晔所说的“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具体表现在“权力寻租、上行下效”“奢靡腐化、挥霍无度”“攀附告密、诬陷忠良”。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困在学术与皇权间的东汉大儒

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往往具有官员和学者两重身份,然而其学术与皇权的关系却并不总是和谐,当皇权与学术发生冲突时,尤其在强而有力的君主面前,作为学者的官员多会委曲自己的学术观点。以东汉帝国的缔造者光武帝为例,其为人处事素有谨慎、宽厚之声誉,但因对谶纬之学格外喜好,从而与当时大儒观念不合。通过考查郑兴、桓谭和贾逵三位学者在那种权力氛围内的学术取舍,可窥见古典帝制时代皇权与学术关系之一斑。

桓温废立杂议--以权力为视角

桓温的篡代志向可能肇始于第二次迁都之议未遂,根源乃是他与东晋朝廷的结构性矛盾。藉由废立一事,桓温王朝嬗代的图谋最终显露出来。废立过程中,权臣、废帝和继立君主的形象都被符号化。桓温利用“伊霍故事”控告“海西失德”使海西公沦为与昌邑王刘贺并论的政治角色,其自身亦从废立传统中汲取了权威。然简文帝继立并非全出于桓温的主观意志,也是其对当权门阀士族妥协的结果。通过操演废帝符号,桓温论证了其行为的合理性,简文帝亦巩固了自身皇位承继的正当性。后者在南朝时期则成为代指继立君主的象征性符号,与其本来的形象疏离开来。汉代形成的废立传统正是在这类情境中被一次次唤醒。

《徐显卿宦迹图》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徐显卿宦迹图》是难得一见的文本,继杨丽丽之后,本文着重的是图像的解释,包括图像何以作,以及图像内容的意涵,并对廿六幅图绘作全面探讨。图像的绘制与《纪遇诗》对应,一诗一图。就宦迹图像而言,作品记录了显卿得意科场历任清华的种种事迹,应有为一生留下光荣纪录的意义。图册还包括了徐氏的生活图像,其中多具有灵验神迹者,且与梦验有关,藉纪遇而纪梦,突显徐氏与众不同,常得到祖先神灵甚至孔圣的庇佑。足以说明图册绘制的用意是在以特殊的纪遇呈现徐显卿不平凡的一生,名之为《徐显卿纪遇图册》,或庶几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