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府到帝宫的跃迁--明代兴王府建筑规制演变研究

王府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形制的重要实物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该文借助史料文献,通过历史学研究以及图像分析法,梳理明代钟祥兴王府(龙潜旧邸)遗址的历代沿革,探寻兴王府的建筑规制特征及变迁,论述兴王府与《大明会典》中所颁定的亲王府规制的差异性以及背后的原因,为明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独具特色的范本。

由《南滁会景编》颂圣景欧崇王主题考察明代宋学的复兴

《南滁会景编》具有颂圣、景欧、崇王的文化主题,从中可以窥探出明一代复兴“宋学”的文化思潮。颂圣是每个朝代都会有的文化主题,一代文化风气的形成,总与开国文化理念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虽发端于南宋,但真正被倡导弘扬是在明清,以至成为官方哲学,而这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元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知识分子在“颂圣”的旗帜下,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复兴“宋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明朝再度兴起的一股欧阳热,这不仅与颂圣主题不违背,而且更能契合明代很多文人雅士的君子情怀。阳明“心学”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整个明代儒学复兴这一大的思想文化环境背景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体制上所存在的痼疾而开展的思考,通过援佛入儒,经世致用,力求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良药,力求重新接续上“宋学”的余脉并加以发扬光大。故而颂圣、景欧、崇王文化主题在明代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

晋武帝立嗣问题考辨

晋武帝于泰始三年(267年)立司马衷为太子时并不清楚他的智力状况,他确知司马衷智力低下的时间是在泰始八年(272年)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后.这场婚姻的目的在于加强与贾充及其同党的联系,以求达到与齐王攸的政治平衡,因此晋武帝很难下决心废黜司马衷而另立太子.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

吕后身后的西汉中枢政局

汉初统治者可分为刘氏宗室、吕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吕后掌权时压抑刘氏宗室,扶植吕氏集团,对功臣恩威并济。刘氏宗室、功臣集团对吕氏集团有怨结,在吕后身后发动一场政变锄除吕氏,而惠帝诸子受殃及。因为政变正当性的需要,吕氏和惠帝诸子遭到污名化:吕氏作为政变受害者被污为有意为乱者,高祖嫡支惠帝诸子被说成血统不纯的异类。

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雲之国策

政和、宣和年间,辽朝的衰落,激起了宋徽宗君臣收复燕雲失地的渴望。但对本国军力的不自信和侥幸投机心理,使徽宗君臣将收复失地的愿望寄托到新崛起的金朝身上,其国策也从单独出兵转向了联金灭辽。促成联金灭辽这一行动的,正是宋徽宗本人。

论惠羊皇后与晋末政治

惠帝羊皇后出自西晋高门泰山羊氏,"八王之乱"时被权臣孙秀册立为皇后。在晋末之乱中,羊皇后废立由人,只是一个傀儡式人物,但在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的过程中,她时常被推到前面,成为各方角力的工具。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吕后的历史功绩简论

吕后不是邪恶的代称,也不是"祸水",她是西汉初期开国大业的积极参与者。她为恢复汉初政治?经济?法治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为新生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她的统治也为"文景之治"起了铺垫作用。这些有目共睹的历史功绩,奠定了她政治家的地位。

西晋贾后: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 ,是西晋历史上一位颇受非议的人物 ,晚近史家和学人均将其作为女人干政、扰乱西晋政治和开启八王之乱的罪魁而大加贬斥 ,并因此把“八王之乱”的时间界定为从贾后开始执政的惠帝元康元年 (2 91 )到光熙元年 (3 0 6 ) ,长达 1 6年之久。实际上从惠帝元康元年 (2 91 )到永康元年 (3 0 0 )贾后执政这一段时间里 ,“朝野安静” ,“海内宴然” ,政局是稳定的 ,无甚“乱”可言。我们应摆脱“女人祸水”之类封建旧史观的束缚 ,对贾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八王之乱”的时间也因此应从永康元年 (3 0 0 )四月开始算起 ,肇乱者是赵王伦 。

艮岳与北宋的灭亡

艮岳是宋徽宗在位时期用20年时间在国都东京修建的一处胜景。宋徽宗不惜耗尽天下之财富,不惜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然而,当艮岳筑成之时,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宋徽宗被俘掠至金国,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和嘲笑。

清代《都察院则例》版本探析

清代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则例》是乾隆时纂修会典则例时有关都察院那一部分的底本,因纂修进度不同而出现二卷本和六卷本。两者初藏于清宫内阁大库,1910年京师图书馆落成,从内阁大库移至京师图书馆。但六卷本的卷二(一册)仍遗留在故宫,1949年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考析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通称"乾隆纪功碑",为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御制碑之一,碑文为满、汉、托忒、察合台文四体合璧。原碑已毁,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碑拓片齐全完整,记述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最后胜利的情况,满汉碑文记载了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人物、经过和结果,可以为研究该战役提供直接资料,特别是满文部分,文字通俗易懂,有助于汉文碑文的解读。

熊家冢楚墓墓主新探——与徐文武教授商榷

徐文武教授在2007年就写了《熊家冢楚墓墓主蠡测》一文,认为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可能是楚昭王熊珍。但根据考古资料,熊家冢楚墓的相对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楚怀王时期,加之文献记载楚昭王统治后期的都城在远离熊家冢楚墓的"鄀",故楚昭王是熊家冢楚墓墓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楚惠王在位时的政绩、个人德行以及当时的人殉情况可知,熊家冢楚墓墓主最有可能是楚惠王。

身体性经验的政治维度及学科意义——以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为例

在当代西方理论呈现出一种政治转向的学术背景下,丰富当代中国美学的政治维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加强政治考量时,美学理论应该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感受和身体性经验。从西部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来看,广大民众的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成为美学理论建设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美学批评的普遍标准与尺度。

徽、钦二帝在五国城的囚禁生活——“靖康之难”系列研究之二

徽、钦二帝囚居五国城后 ,每日都在企盼高宗解救的希望中 ,过着单调、孤独而又漫长、凄凉的囚禁生活。他们以读书自慰 ,总结人生得失 ;以写诗对唱自艾 ,描述囚禁生活的苦痛境况。最终经“谋反”诬告的打击 ,在极度失望中相继客死异乡。

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

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沈汉宗《惠爱录》是海内孤本,本文对其作者、体例、史料来源、卷前御制诗等做了说明和考证,并且对比了《惠爱录》与《起居注》和《实录》的有关内容,得出了《惠爱录》所载史实更为详实的结论。另外,还对《惠爱录》的文学价值做了评述。最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惠爱录》和《红楼梦》的相关记载进行了论述,认为曹雪芹在创作上有取材于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地方。

双城境内金代三个驿站名考

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境内金代三个驿站 ,句古孛堇寨、阿萨尔铺以及达河寨是金代前期都城上京会宁府通往中原驿道上的三个重要驿站。宋建炎二年 (金天会六年 ,112 8年 )八月与十月 ,徽、钦二帝与秦桧一行13 0 0余人曾两次经过这里。

汉初惠吕时期赵地数王的地理考察

惠吕时期,吕后主导完成刘、吕王国共存的关东地缘格局重建。吕氏诸王封域在东西方向分割仅存齐、代、楚三国,北自燕、赵,经梁、淮阳,南至淮南,尽归吕氏控制。赵地数王,源于吕后与赵王如意的个人恩怨,但之后徙封同姓王表象下,新置常山国,分离赵、代地域联系。又通过徙封梁王、淮阳王至赵国,改吕氏一系主政梁、淮阳二地,达到进一步屏蔽、控制关东刘氏同姓王的目的。文景时期,区域政治地理理念未改,始终坚持徙封、广封的地缘策略。至武帝时,高帝末期形成的关东地缘格局逐渐解体,诸王封地与汉郡之间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