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在嘉庆年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些新变,预兆了后来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选择。个性张扬和妇女解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发展,对传统典雅价值的颠覆在小说中出现,也出现了按照传统价值改造小说的趋向。对于这些代表了新变趋向的小说,还是需要作进一步发掘,对于嘉庆年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认识。

嘉庆朝内务府人参变价制度的新变化

乾隆朝内务府确立了人参变价制度,这成为其重要的财源。嘉庆时期,其人参变价在变价途径、变价价格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是嘉庆皇帝统治政策调整的结果。它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使得内务府加剧了对两淮盐政的经济掠夺,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东北的生态平衡。这是道光朝人参变价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嘉庆六年京畿特大水灾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探析

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决口,酿成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京畿直隶一带一百三十余个州县中,受灾地区达九十多个,堤防崩坍,房屋被毁,灾民流离失所,农作物减产绝收,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损伤。此次灾害的原因既有17世纪全球整体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也有永定河特殊的地理情况,更有长期不当垦荒和滥砍滥伐所导致的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反思此次特大水灾的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对于历史上整体大气候特别是极端气候的归纳分析,以及对今天的森林资源保护与正确开发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乾嘉时期理学概述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向是趋于没落，相比之下，乾嘉时期的理学较清初和晚清更显沉寂。但在沉寂的背后，这一时期的理学仍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调整，并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形态的出现而具有了不同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特征。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

嘉庆六年六月,京师、直隶突发特大水灾。安辑外出灾民、稳定地方社会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政府应对两大难题的理路为:以州县散赈为最重,防止灾民流动性的产生,并力争吸引外出灾民回乡;中央政府保证物资及时、足额调拨,开展大规模以工代赈。同时,嘉庆君臣力主消除灾民留养、遣返中的强制因素,坚持灾民自行回籍生产;对基层社会因利益引发的矛盾纠葛,特别是张贴匿名揭帖、京控、求赈等非常规诉求,不泥成例,高度关注。以上策略成为保证救灾成功的关键因素。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清代徽州经学家互动的微观图景——以程瑶田礼学交游为中心

程瑶田是著名的清代礼学家,其交游范围十分广阔,是清中期学界的一个缩影。梳理他与当时其他经学家的交往事迹,可以看到程瑶田的学术本于同门戴震所传授,而并非以往公认的传自江永;又在客居京城时受到有治三礼之学风气的扬州学人的熏沐。通过考察程瑶田的金石之交,可见他的金石学也是为其经学研究服务的,因此金石学并不是程氏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库全书总目》的缘情文学思想探析——以其集部提要与分纂稿比较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古籍目录巨作,通过对历代集部典籍的进退取舍、分类编次,以及钩玄提要、议论评介等方式,反映着乾嘉时期文学思想取向和价值观念,承担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尊情与尊礼、重情与重理的理路做出价值评说的重任,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并将其作为文论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标准开展文学批评。

乾嘉诗人命运的预言与昭示——红楼诗学中黛玉形象与乾嘉诗坛的关联

林黛玉形象一直被定位为薄命"才女",并被赋予"叛逆"色彩。曹雪芹的诗美追求和红楼诗学的建构主要通过黛玉来实现与完成,林黛玉也是曹雪芹诗论主张和诗歌实践的主要体现者与实现者。作为小说人物的黛玉,其形象不可能与现实人物完全重合,而是现实社会、时代背景,作者人生阅历、价值观、审美观等融汇一炉的艺术加工品。黛玉的诗人形象与乾嘉诗坛大背景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尤其与黄景仁的秉性与处境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正是清中叶诗人真实人生的写照。

试析嘉庆朝知府裘增寿亲族回避事件

嘉庆朝知府裘增寿由举人入仕,官至从四品知府。因与叔父裘行简同省为官,裘增寿连续两次回避之事,见载于清宫内阁吏科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等档案,反映出清代官制之下血缘及其家族对官员任免升迁的限制或制约。两次亲族回避,以致裘增寿三年间于三地四易其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任官轨迹,也对地方治理的连续性和整体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但以长远的观点来看,裘增寿两次任官回避,是清代官制中回避制度的正常体现和执行,有益于保障清代国家和政权的根本利益。

清嘉庆至鸦片战争时期台湾诗歌述论

清嘉庆至鸦片战争时期,从已出版的《全台诗》(1——5册)来看,台湾有诗人225人,其中大陆籍60人,台湾本籍93人,籍贯不详者72人。台湾本籍诗人数量超过了大陆籍诗人。此时期诗作约有3500多首,也超过了康雍乾时期。其中古体约600多首,律诗约1400多首,绝诗近1500首。按诗歌思想内容可分为表现战事的诗、反映教育的诗、写景的诗、咏物的诗、刺邪恶的诗等,真实地表现了这一时期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

档案所见清代中叶陕西的农村家庭——基于嘉庆朝刑科题本的考察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辑录的陕西刑科档案,记载有双方当事人所供述的家庭人口、亲属关系等基本信息,通过对这些陕西题本材料的深入解读,本文发现,清代中叶陕西乡村家庭基本维持着五口之家的家庭结构,家族亲属间分居情况普遍,通常一个普通家庭的人口保持在5～7人,即由父母、夫妻以及1～2个孩子组成,家庭人口结构趋于核心家庭模式;男性大龄未婚、女性改嫁现象时有发生;夫妻婚后存在晚育甚至无子情况,导致过继及抱养子现象突出;女性高寿情况多于男性;父母的赡养在诸子间轮流进行或以寄银养母。清代中叶陕西乡村已经形成小家庭模式,民众生计以务农为主、佣工为辅,这种复合型生计方式更加有利于维持农业家庭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