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初王阳明起任广西事件探究

明代嘉靖初年,王阳明被起任为两广总督以处理思田之乱,举荐者为朝臣杨一清等人。明世宗虽对王阳明抱有疑虑,但最终同意起任。王阳明对于朝廷任命的反应较为复杂,经历了上奏辞任到愿意出任的转变。王阳明起任之事的背后,既有嘉靖君臣的综合考量,也有王阳明与嘉靖君臣的博弈,同时也是朝廷满足其部分政治诉求后的结果。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不只南郊一重城——明嘉靖朝北京外城原规划方案考

明嘉靖时期北京修筑外城,在多种限制与考虑之下,最终仅包裹城市南郊,未能实现最初规划中的四面围合。但中西方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在规划方案发生变更之前,外城工程的实际施工已触及东郊一面。尽管随后被舍弃,但其遗迹直到近代仍存。此外,外城城垣并非一道一次成型的包砖夯土城墙,而是带有二次加厚痕迹的夹心墙。

从王府到帝宫的跃迁--明代兴王府建筑规制演变研究

王府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形制的重要实物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该文借助史料文献,通过历史学研究以及图像分析法,梳理明代钟祥兴王府(龙潜旧邸)遗址的历代沿革,探寻兴王府的建筑规制特征及变迁,论述兴王府与《大明会典》中所颁定的亲王府规制的差异性以及背后的原因,为明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独具特色的范本。

“壬寅宫变”与嘉靖朝政的转变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的宫婢之变,险些将嘉靖皇帝扼死。它是嘉靖皇帝专横暴躁,横施淫威所造成的,对嘉靖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启了嘉靖皇帝怠政的时期;第二,狂热地崇信道教,专一奉道事玄;第三,直接导致严嵩专权乱政的出现。"壬寅宫变"是嘉靖朝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大礼议”事件的政治意义与嘉靖前期的政治局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礼议"的研究热潮中对其政治本质和意义的认识在全面性、整体性的把握上仍嫌不足。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倾向,直接导致对其政治评价上的众说纷纭。实际上,"大礼议"事件从纵横两个维度上将嘉靖前期政治的各个方面贯穿起来,并在相当密切的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的朝政事务,因而它集中体现了嘉靖前期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和意识的变化、政治风气的特色,恰恰反映出处于明代前期向后期社会转变的嘉靖前期社会政治的风尚。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发微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是继"大礼议"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政治动荡,包括"张璁桂萼党案"与"杨一清纳贿案"两个发展阶段。经一番曲折,大学士张璁、桂萼先败后胜,而首辅杨一清以"纳贿罪"被迫致仕,其余被牵扯其中并遭到打击的大小官员亦数十人。其胜负关键除传统史家强调之霍韬对杨一清的两次弹劾外,还包括"议礼新贵"另一健将——吏部尚书方献夫的密疏攻击。杨一清"纳贿罪"成立与否还尚难定论,而决定嘉靖八年内阁之争结果的并非"贿与不贿",而是在于"党与不党"。导致其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所谓"纳贿罪"实为世宗"权力平衡"的政治借口。

梁有誉辞官考及生卒年补考

关于梁有誉辞官原因的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因病说、念母说和因严氏父子说。透过梁有誉辞官前后与友人相赠答的诗歌,结合史料和逻辑推理可知,梁有誉辞官与当时朝官恐怖逼仄的生存环境关系更大,加上远离故里,梁有誉内心纡郁难释,所以表面上以疾病为由乞归养,实际上则是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自我救赎。在陈圣争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有誉的卒年进行补考,得出梁有誉卒于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

嘉靖皇帝与御倭战争

嘉靖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被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在御倭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尽管出现不少决策失误,但他始终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作用,这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

嘉靖帝崇道与当朝政治关系探微

嘉靖帝朱厚璁是明代著名的道君皇帝,其对于道教的推崇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明代君权空前强化的大背景下,嘉靖帝不仅大肆崇奉道教、宠信道士和大修斋醮,同时利用道教不断地加强手中的君权。这一系列行为深刻影响了嘉靖一朝的政治环境。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生态,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不得不开始考虑新的生存策略,这导致嘉靖时期的政治环境呈现出权臣赞玄媚上以求攫取政治资本,地方官员结交朝内重臣以求庇护的特征。

明代正德朝与嘉靖朝翰林外转现象之比较

明代翰林官员作为帝王的秘书群体执掌广泛,内阁的设立更使其对明代朝政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明武宗与明世宗作为明代历史上两个特立孤行的荒唐帝王,对当时朝政做出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并与作为顾问群体的翰林儒臣们产生了大量的互动。而将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则属于这种互动的标志性产物。但是武宗朝与世宗朝的翰林外转,在拥有普遍性特点的同时,又各自拥有不同的内涵,进而对当时以及稍后的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发起了一场对北京太庙庙制的改革,旨在将同堂异室格局改造为都宫别殿格局。明世宗作为工程决策者亲自制定规划原则,其辅臣团队提交多轮设计方案并接受皇帝的审定,才最终深化形成见诸史册的九庙设计方案与实践。这一过程被夏言等朝臣的奏疏详尽记载。对此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北京太庙沿革的认识,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运作模式与其中的建筑师角色。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西游记》“车迟国”故事源流与宗教生态背景

本文主要分析吴承恩著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六回“车迟国”故事,认为《西游记》“车迟国”故事这三回书在成书过程中,没有经过元末明初的“全真道染指”环节,而很有可能承袭、引用自另一种版本系统的《西游记》故事。本文试图在将《朴通事谚解》《西游记平话》视为这一类版本系统的前提之下,将《西游记平话》与世德堂本《西游记》进行对比,可见世德堂本《西游记》“车迟国”故事中妖怪形象、斗法情节承袭自《朴通事谚解》所引用的《西游记平话》“车迟国”故事。虽然两书的内容及叙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所呈现的宗教视角及意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是由于两本著作相差约一百余年,在传承、演变的过程中,受到诸多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吴承恩难免把自身所处明中后期的时代背景融入《西游记》中,即他很有可能承袭引用《西游记平话》这一类系统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地添加塑造了“车迟国”故事。

明代嘉隆时期盐法改革探析——兼论余盐开中与开中折银

明嘉靖、隆庆时期,为控制余盐、供应军需以及保障国家盐业收入的增长,明廷采取了余盐折银、余盐设引及兴复开中法等措施。为应对北方蒙古部的频繁侵扰,明廷还采取余盐开中、设立工本盐等临时举措。嘉隆之际,工本盐制度废止。隆庆时,明廷着力解决因推行工本盐制度而带来的盐引壅滞问题。兴复开中法实行于嘉靖初年,起初明廷只准收实物,后考虑到白银货币化之因素,允许折银与实物共同征收。隆庆后期,全球主要银产地之白银合流进入中国,开中折银逐渐代替实物。因边商利润日益少于内商,开中法又逐渐衰落,内地商人纳余盐银进一步成为了明廷获得盐业收入的重要来源。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谈乾嘉之际诗歌的发展——兼述《梧门诗话》

乾嘉之际为清代诗歌发展的转折时期。祖唐祧宋的诗界门户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各行其是的自由诗风日渐形成。诗歌创作的中心由台阁而向下转移 ,打破了绵延清代中前期的诗歌台阁化局面。作为当时重要诗人之一的法式善在其《梧门诗话》中记录了当时诗坛变化的一些迹象 。

论蒋冕的历史政治地位

蒋冕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两朝及嘉靖前期,官至内阁大学士、首辅,他为官清正,多有建树,不失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其仕途生涯试作一番梳理与评述,以期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