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与比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源”说等，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汤斌与康熙的诗文交往考论

汤斌是清初的名臣大儒,他以诗文受知于康熙,其"彬彬典雅"的诗文可谓盛世元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本人亦成为康熙"右文之治"的代言人;更为重要的是,汤斌严禁淫词小说、杜绝赛会演戏等措施,不仅扭转了吴地奢靡风俗,而且影响了康熙一朝的文化政策,特别是影响了康熙一朝的文坛走向。

论康熙的文艺政策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名饶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凭借帝王之尊的地位,实施了一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利清王朝政权巩固的文艺政策。具体表现为:明确文艺在其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开科取士以重铸文艺的创作主体,编纂文艺典籍以圈定士子的学习范围,优礼文艺人才以结其心,反对浮饰之言以提倡文质适中的文风等。

从康熙的诗歌创作看其积极用世的情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英明君主之一。他一生积极有为、奋发进取 ,文治武功 ,彪炳史册 ,其政事之暇留下的一千多首诗歌就是这种精神最好的注解。康熙的诗歌无论是关于靖国安邦、关心民瘼、善始善终 ,还是关于接受新事物、反对神仙方士等 ,都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其终极目的是为实现一生孜孜以求的太平盛世理想。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间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帝王,中国文学史演进中不应轻视的力量——以康熙为例

帝王的文艺思想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学发展。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一系列文艺措施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操觚染翰,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各体文章以垂范当世文人及后代文人,更为直接的是他还通过与身边文学侍臣诗酒流连,构建了一支支忠实于皇权的御用文人群体。总之,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左右着其时的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在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史演进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

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中的部分结论和论证．诸如立论前提、康熙学习科学的目的和动机、用人和培养人才及《律历渊源》的编撰等问题值得商榷。导致康熙科技政策失误的原因很多．但不能让康熙对近代中国科学落伍承担过多的责任。

清代前期中西交流中止原因探析

中国与西方在很早已有交往。明末清初,交往已相当频繁,西方一些传教士曾涉入中国上流社会,担任宫廷教师、对外谈判翻译等重要职务,很受当权者重视,甚至部分高层人士还接受了西方宗教,成为信徒,中西文化一度出现交融的前景。但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种种差异、西方人的行为使中国人对其产生的种种误解及中国国内的现实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突然关闭了刚刚开启的国门,使中西隔离,当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之时,中国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使中国失去了分享人类文明成果的大好时机和一次飞跃发展的良好机遇,最终因落后而被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冲开国门,陷入百年屈辱历史。

刍议康熙朝对西藏主要经济政策

康熙朝围绕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了对西藏经济策略,是为其政治、军事服务的。文章对康熙朝赏赐西藏政教上层人物、康熙朝与西藏茶马互市、康熙朝体恤西藏百姓等主要经济政策及制定这些政策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论述。

康熙末年治藏政策考察

康熙五十九年秋至六十一年是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由依靠蒙古和硕特部间接管理,向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调整的关键时期。期间,青海蒙古首领期待恢复和硕特汗廷、重新控制西藏,但进藏清军的最高指挥官延信反对青海蒙古留驻西藏。清中央政府扶持藏族噶伦政权,康熙帝又坚持驻兵西藏,青海蒙古只能失望退出西藏,蒙古各部控制西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是一次“割据”与“一统”博弈的过程“,一统”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西藏的新纪元,推动了清朝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康熙不修长城”观念的检讨与反思

“康熙不修长城”常以标题和主要论点形式见于报纸和期刊。成大林先生条列清朝包括康熙皇帝期间均曾经修建长城的史料,已经有力地辩驳了长城修建止于明朝的论点。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相信清朝没有修建长城呢?文章由此探索,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发现,由于未统览全局,一些学者对部分史料进行深入解读时误解了长城的作用,未能看到修建和利用长城与使用怀柔羁縻等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国家统治政策。

论康熙时期治理湘西的政策调整

康熙前期,致力于平息来自清廷内部的反叛势力,以稳定政局,故对西南"土司区"和"生界区"实施很少触动的施政方略。其后随着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坐大,西北防务吃紧。尤其是经"昭莫多之战"准噶尔部势力受挫后,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却乘势而起,蚕食了康区东部已归附清廷的土司领地,由此引发了"西炉之战"。"西炉之战"前后,清廷鉴于经历战后的四川残破,于是以相对富足的比邻的湖广为根除漠西蒙古威胁的后勤补给基地。然而长江和沅水两大驿路为湖广入川滇通道,夹在两条驿路之间湘西地区的社会安定,也就成为巩固边防之急务。为确保两大驿路畅通,"西炉之战"前后清廷改变此前的施政常态,不仅加强了湘西地区军政布防,而且武力开辟"湘西苗疆",撤废苗疆土司,废除永保土司"担承制度",在西南苗疆"生界"率先设置了"二厅"。朝廷上述政策调整是服务于整个西南战略决策的必要举措,为最终击败漠西蒙古奠定了稳定的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