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考辨

清代褚人获编定的四雪草堂刻本《隋唐演义》二十卷一百回,在同属隋唐讲史系列的通俗小说中,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刊刻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多达五六种,至今尚无定论。尤有甚者,有的错误说法,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相当认同,成了权威观点。以现存版本实物为依据,对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初刻本疑年细加考辨,辨清了有关这部小说初刻本具体刊刻年代的疑点,认为:现存褚人获四雪草堂《隋唐演义》的初刻本当为康熙乙亥本。

论清代顺康之际文坛的娱世闲情风尚

顺治后期到康熙前期,文坛风尚出现明显的转折。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悲愤兴寄的思潮逐渐消歇,抒写闲情、自娱娱人,渐成文坛主流——通俗文学尤甚。其表现是:无视社会矛盾,以娱乐消闲为旨归;趣味上迎合读者,手法上崇奇尚异,格调上不避浅俗。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

康熙时期为了建构国家认同,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推崇程朱理学。江西督抚大员及地方官绅秉承康熙旨意,在九江庐山区域掀起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热潮。白鹿洞书院的兴复与紫阳祠的创建、秀峰寺的扩建与"僧名儒行"的寺僧超渊、木瓜洞的崛起与"亦儒亦道"的洞主石和阳,集中体现了满清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策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庐山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

顺康词坛“江村”后期唱和考述——兼论推拥清初词风变革的主要因素

康熙四年"江村"唱和(亦称"三人唱和")是清初三大唱和之一,在顺康词坛具有重要地位。其"后期唱和"共存词103首,作者为社会中下层士人。他们在主题上进一步开拓,其浓郁的人生体验和积极的人生努力,推拥出直面人生的雄健词风。创作实践证明推动词风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社会中下层士人,"大有力者"往往顺应词坛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熙《常州府志》所录七言绝句研究

清代于琨修、陈玉璂纂的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十二(艺文二)辑录了自唐至明63位诗人的106首七言绝句,这些诗作从多方面反映了诗人的交游情况、常州府的山水名胜与人文情韵等。对康熙《常州府志》所录七言绝句进行研究,有助于发掘方志中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论允祥在康雍两朝的不同境况及原因

爱新觉罗.允祥,康熙帝第十三子。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落大起。康熙前期,他是一位"恩宠优渥"的皇子。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废太子事件"中,他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从此不但被冷落于政治生活之外,更在成年多年后未得到任何封号。而在雍正朝,允祥备受荣宠,"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他在雍正朝的荣宠地位,除了其自身谦恭谨慎、安分自处之外,更与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分不开。他一心为公,勤勤恳恳,深得人心。此外,他更是投雍正帝所好,深得皇帝喜爱。这些因素,都促使他成为雍正一朝位极人臣的人物。

《全清词·顺康卷》辑补40首

从总集、别集、地方志、家谱等各类文献中,辑录《全清词·顺康卷》及《顺康卷补编》失收之作品40首。凡二者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及其他事迹等。

与康熙同行

作家与学者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方面，经常处于对峙状态。作家常常因自身历史修养不足而承受着诸多批评。学者虽然对此类文艺作品的诸多缺陷不满，却难以提出令作家心悦诚服的指导。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作家与学者在精神特征、生存意境、价值观与表达方式上存在重大区别。作家注重历史的诗化、表现心灵的历史，而官方史、正史等往往都是以帝王事功为核心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演绎了从创作到播映的全过程。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