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论东汉外戚封侯

东汉外戚封侯始于光武帝时期,并集中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封侯以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书作为重要依据,涉及外戚封侯的程序、对象与标准、食邑制度等内容。东汉外戚封侯反映了外戚和列侯存在一定等级对应关系,不仅确定了外戚群体在爵位等级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而且成为外戚扩大权势的一项措施。这一现象与东汉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并在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弊端。但就整体来看,东汉外戚封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居于主导。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老子铭》与东汉的老子观

东汉末年边韶奉命为桓帝祀老而做的《老子铭》,是现存最早对老子的祭祀活动和神化历程详加记载的材料。桓帝祭祀老子,和西汉重视老子的政治意义不同,东汉推崇的老子是兴国广嗣、存神养性、意在凌云的养生意义上的老子。铭文内容不仅反映了东汉末年朝廷和民间神化老子的事实和根源,而且也反映了作者边韶对待老子神化历程的理性态度。

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和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构建起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统一战争结束后,他通过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和改大司马为太尉,逐渐形成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有利于集中兵权和强化皇权,从而为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章帝“雅好文章”与东汉文学发展

东汉章帝博学多识,尤好文学。他常自作诏令诗文,文风温雅朴厚,又令编纂文学家文集,并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学活动。更重要的是,针对光武帝以来忽略文学发展致使朝中文才匮乏的状况,章帝采取了"左右艺文"的文化平衡政略,以文学取士,激发了文士创作活力,不仅将东汉前期文学推向繁荣,还对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影响。

论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以“挟天子”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末年,"挟天子"是各势力集团的普遍认识,通过挟天子可令士人趋之若鹜,豪杰转变态度,实现号令天下之目的。传统观点习惯将"挟天子"视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忽视了"挟天子"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时人对东汉王朝的国家认同。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乃心汉室"的正统观和注重臣节的价值观,由于君权的衰落、皇帝能力的有限、豪门大族的影响,以及治国理论自身的矛盾性,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已明显衰弱。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清宫乐舞概貌及其入关前的境况

17世纪女真人占领辽沈地区不久,便定都于沈阳,后皇太极将沈阳更名为莫克敦,汉译盛京。盛京做为清朝都城近20年。虽然这时清宫乐舞尚处于草创阶段,但是,它为后来定都北京的清宫乐舞之满蒙特色打下了基础。1644年清虽然迁都北京,但由于盛京为隆兴之地,还是做为留都加以保护。清列帝东巡均驻跸于此,并在此举行朝会、宴飨和萨满祭祀活动。特别是乾隆年间,从北京运来朝会、宴飨、祭祀使用的全套乐器,使盛京清宫乐舞完备。历代宫廷乐舞都是文字记述,唯有清代宫廷保存大量乐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即从清宫乐舞概貌、入关前的清宫乐舞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曹丕:因利乘便的一代帝王

在中国历史上,曹丕是因利乘便的一代帝王,即因袭其父所创伟业,乘汉室式微之便利而获得政权的一代帝王。他不仅在继承王位、以魏代汉、执掌朝政等活动中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华,而且在战争频繁和朝纲紊乱的情况下,起到了一位政治家应该起到的作用。

腰痛-历史沿革与文献探微

腰痛古代中医文献称之为"腰腿痛""腰胯痛""痹症",可追溯到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首次出现"腰痛",为肾精亏虚、寒湿外邪、外伤瘀血、脏腑经络病变和情志内伤;隋唐医家认识更趋完善,《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归纳为阳气虚衰、风寒侵袭、肾精亏虚、跌坠伤筋、久卧湿地五大类,另有饭后即卧、大便强努、笑多和卒然伤损亦可引起;宋金元涌现出大量名医名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丹溪心法》除延续《内经》中肾虚、瘀血、闪搓等,认为痰饮、湿热也是重要病因;明清《景岳全书》:真阴虚证为主,实邪较为少见,《证治准绳》:肾虚是根本,余者皆为标也,《症因脉治》"湿热岁气"致腰痛,《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医宗金鉴》《四圣心源》《金匮翼》《冯氏锦囊秘录》等,延续历代医家,补充脾湿肝郁、闪挫气滞、湿热岁气、食积、久坐而致腰痛,及妇人童子腰痛等。近现代认为气血、经络与脏腑功能失调和腰痛密切相关,辨证分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脊柱结核、梨状肌综合征、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泌尿系疾患(如肾结石、肾盂肾炎等)、妇科疾患(盆腔炎、子宫盆腔瘀血等)均可引起腰痛。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州牧制”

东汉光武帝时期,“州牧”是中央政权外派到地方的官员,同时兼具中央和地方两种性质,这时的“州”并不是一级政区。虽然汉廷对各州牧的控制力度不一,但这个时期的“州牧”基本上能起到“拱卫中央”和“镇抚地方”的双重作用,即“州牧制”适应了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需要。建武十二年,在地方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州牧制”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同时这也不符合光武帝“谨慎务实”的处事风格。直至建武十八年,东汉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地方权力极大的“州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求相冲突,这最终促使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

东汉河南的区域治理及其文化表现

西汉中后期,河南地区治理严控苛察的特点,反映出地方豪强的持续存在。东汉前期,河南地区的管理者曾尝试触动本地豪族的利益,结果引起强烈反弹,最后不得不对豪族采取打击与拉拢兼施的政策。东汉中后期,朝廷多任用名士为河南尹,但外戚、宦官也积极争夺对河南的控制权。由于朝廷对京畿的考课压力很大,以及外戚、宦官的排斥,河南区域文化的发展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豪族未能实现对河南的实际控制,因而在党锢之祸中受牵连者甚少;二是豪族的经学化进程与官僚化进程未实现深度融合。

东汉关中儒林的历史命运

儒者的成长往往基于家族背景,两汉之交的战乱并未摧毁家族网络,西汉晚期以来关中儒学的优势得以延续。刘秀为巩固权力,在人事布局上对关中儒士予以较多关注,有效牵制了功臣势力。汉明帝因师承关系,对关中儒士的关注度降低。章帝之后,关中外戚取得政治主导权,关中士人在谋求政治出路时,往往需要依靠外戚,但也有不少士人力图保持独立性。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执政,关中儒者的处境更为艰难,遂形成达生任性的生活态度,对东汉王朝失去信心。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即位处文献述论

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县随之改为高邑县。北齐天保七年,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境内。隋开皇十六年,设立柏乡县,鄗县故城、千秋亭遗址属于柏乡县辖区。从唐朝开始关于鄗城、千秋亭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从东汉晋南北朝对于汉光武帝鄗南即位的文献记载,可以考察其源头;从唐宋元明清文献对于鄗城、千秋亭的文献记载,可以观察其流变。刘秀鄗南即位处的文献记载,持续不断,前后衔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传世文献与考古勘探相结合,证实鄗城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鄗南千秋亭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这说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是个动态问题,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与现实归属的实际,分清时间断限、行政区划变迁等时空因素,以解决历史文化资源的归属问题。

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

2004年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共发掘墓葬20座,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其中东汉墓葬15座,包括砖室墓和崖墓,随葬品以陶器和"五铢"钱为主,年代不早于东汉中期;蜀汉砖室墓1座,延续了东汉晚期墓葬风格;东晋砖室墓1座,出土大量精美青瓷器,文化面貌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趋同;明代墓葬3座,均为土坑墓。该墓地时间序列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我们研究峡江地区考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