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及官府应对探究

南宋高宗朝两浙地区旱灾多发,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南宋初期,朝廷一方面在两浙地区采取发放粮米、蠲免租赋和借贷粮种等经济措施,以缓解灾情;另一方面,通过减常膳、决囚、祈雨和加强官员考核等政治措施,以稳定灾区社会秩序。此外,朝廷还积极调动两浙地区民间力量参与救灾。以上措施对复苏两浙地区灾后经济,恢复民众正生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宋诗叙事的三个维度——以南宋高宗朝贬谪诗歌为例

南宋高宗朝贬谪诗的叙事特征表现有三:其一,诗人们通过增加单首诗题长度和组诗的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诗题的叙事性;其二,诗人们经常从理性的视角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其主体情感融入其中,以致涌现出大量富含叙事性因子的自传式诗作;其三,诗人们以创新用典方式、多角度用典、以小见大和跨领域融合等方式增益叙事容量,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个体启悟和多元情绪。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对促进和形成宋诗的叙事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逸周书·尝麦解》研究

《逸周书·尝麦解》是记载公元前1035年四月周成王主持修订刑书和大力开展祭祀活动的西周早期文献。太史全程参加了刑书修订,对周成王开展祭祀活动也很熟悉。他将以上两件大事记载下来,作为本年度的重要文献珍藏于档案馆。周穆王二十四年(前953)以前,人们将太史记录整理成文,广为流传。战国早期,人们把它编入《逸周书》,流传至今。该篇不仅对我们研究西周职官、法律等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我们研究五方帝祭祀制度的建立和炎黄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倍加重视,深入发掘。

Painting of Rahula of The Qing Period ——Collections of Tibet Museum

Amo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Tibet Museum is a cloth tangka painting produced in the 51st year of the reign of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Measuring 82.5 cm long and 53.5 cm wide, it depicts Rahula. As one of the 10 major disciples of Sakyamuni and one of the 16 Arhats, Rahula was a son of Sakyamuni before he entered Buddhism. When Sakyamuni became a Buddha, Rahula was asked to take in charge of Buddhist affairs at Qinglanyuan.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征召沙民海防事宜探析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由于倭患频频侵扰,东南沿海地方招募少量零星沙民参与抗倭。然而,直到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招募沙兵用于海防的政策才首次被提出并得到落实。沙民群体作为明代国家海防事务中的一股重要助力,在万历援朝之际持续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通过分阶段梳理彼时征召沙民政策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壬辰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丁酉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征募兵源数量及部署事宜等内容,可以看出沙民群体已转化为国家海防体系中水军兵源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中国古代史论著作《帝王略论》卷一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先秦至秦朝夏禹、秦始皇等帝王得失荣辱的讨论,在后四卷中也多次论及这些帝王的功过是非。这些论断对于贞观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武门之变被比作周公诛管放蔡的义举,贞观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治世的悠长回响。

乾隆年间陕西粮价波动研究

本文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年间陕西12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表明,乾隆年间,陕西省粮价波动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刺激了粮价的上涨。战争也是导致陕西粮价在短期内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为了就近供应军粮,清王朝多次由陕西采买和调拨粮食,使得陕西的粮价波动明显。同时,通过运用乾隆年间陕西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及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得出,乾隆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相对陕南地区来说较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整体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重要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

依据郑州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工程”的最新发现,结合地理地貌、黄河中游大地湾、南佐和以河洛古国都邑—双槐树遗址为首的系列代表性遗址的文化内涵,对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整体聚落规划、大河村文化的内涵以及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黄帝(时代)的关联等重要学术问题,予以了初步研究。初步认为,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规划严整,在统治空间防御必要性基础上,利用地理地貌形成了以双槐树都邑为中心的多重防御结构;同时,大河村文化早期有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特征,晚期逐步形成更加明确的自身特征,整体两端都有过渡特征。在时段方面,呼应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这一文化谱系的早中期,并有诸多文化联系。按照传统上古史文献以及陶寺至夏商考古发现与上古史呼应的现今主流认识,《帝系》中的黄帝距今不足5000年,若视为是氏族多代首领称谓的话,结合仰韶文化考古发现、古代炎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原仰韶文化呼应的应该属于黄帝所在的族群。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明代嘉隆时期盐法改革探析——兼论余盐开中与开中折银

明嘉靖、隆庆时期,为控制余盐、供应军需以及保障国家盐业收入的增长,明廷采取了余盐折银、余盐设引及兴复开中法等措施。为应对北方蒙古部的频繁侵扰,明廷还采取余盐开中、设立工本盐等临时举措。嘉隆之际,工本盐制度废止。隆庆时,明廷着力解决因推行工本盐制度而带来的盐引壅滞问题。兴复开中法实行于嘉靖初年,起初明廷只准收实物,后考虑到白银货币化之因素,允许折银与实物共同征收。隆庆后期,全球主要银产地之白银合流进入中国,开中折银逐渐代替实物。因边商利润日益少于内商,开中法又逐渐衰落,内地商人纳余盐银进一步成为了明廷获得盐业收入的重要来源。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柳永《■海歌》考论

柳永名下有一首诗,或作《■海歌》,或《煮海歌》,或《鬻海歌》。《■海歌》最早见于元代大德戊戌(1298)《昌国州图志》。比勘各种相关文献,“鬻”实乃“■”之误,而“■”“煮”形异而音、义同,柳永在任晓峰盐场官时所作应该是《■海歌》。钱锺书易《■海歌》为《煮海歌》,利于广大人民阅读,其要言不烦的解题和注释揭橥《煮海歌》的独特认识价值,扩大了《煮海歌》的社会影响。将柳永相关诗词对读,柳诗与柳词,虽体面不同,然自有其内在组织结构的互文性,皆讲究声韵格律。《■海歌》是一首自具“柳氏家法”独创性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拓展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领域,我们理应维护柳永对《■海歌》的著作权。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

清朝乾隆年间 ,清政府对新疆实行移民实地政策 ,人口大量迁移到新疆。天山北麓东段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 ,其人口迁移分为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和安插户迁移等几种类型 ,以民户迁移为主。移民的来源地以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为主 ,人口迁移的方式以官府有组织的迁移为主、以民间自流的方式为辅。民户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 ,乾隆四十五以后人口迁移规模变小 ,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的规模为 16 .4万人左右 ,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为中心的两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