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石”与“石上诗”—一块青金石的跨文化旅行

1936年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以一件中国清代的青金石山子为灵感,创作了名为Lapis Lazuli的诗,表达了对雕刻背后“东方智慧”的欣赏。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山子上还刻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反映出雕刻所具有的另一重东方叙事。本文以此为线索,回顾了青金石在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段短暂却又独特的物质文化史,以及这种曾经在欧亚大陆文明史上广泛运用的艺术媒材,如何在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激发出了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

乾隆帝御制诗数量惊人,其中大量的纪事诗和咏史诗涉及上古至乾隆本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典制和人物,尤其偏重对乾隆本朝重大史事的记录。这些诗作不仅可以补史、证史,而且能够反映乾隆帝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应当予以重视。对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的研究,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史学方法的实践,有助于史学界对于乾隆帝和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形成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从御制诗看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论清帝国的汉化问题

乾隆皇帝一生作四万多首汉文诗。乾隆帝之仰慕汉文化,对以儒家为主轴的中华文化之向往,在诗作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对汉诗迷恋之深,对儒家仰慕之切,在显示其对汉文化之认同。乾隆帝无意为了族群认同而阻挡汉化,以儒家忠君爱国思想为主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并行不悖。就汉族而言,满族统治是反客为主;满族而言,汉文化却是反客为主。"新清史"夸大"满族特性"的作用,低估汉文化的影响力,结论多有偏差。

乾隆帝、学政与试律诗

乾隆年间,科举大小试增试五言律诗,其本意在于化繁为简,实现清朝储才与抡才的统一。然而,试律诗自上而下进入科举乡会试、学政考试的进程以及在科举场次的调整,又偏离了乾隆帝的初衷。试律诗最终定为乡会试的头场文体,与八股文并重,对清后期的选才取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

清乾隆帝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诗作评析

清乾隆帝所咏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的诗作,是清朝中央"挞伐安边"、驱逐廓尔喀侵扰、保卫西藏的战史诗,是"奠安议善后"详实记录清朝中央加强对西藏地方统辖的治藏诗,在诗的题材、意蕴等方面,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体现出诗以志事的特色与存史资治的重要价值。乾隆帝的这些诗作具有立意深邃、志事精要、言近旨远等特点,属藏事诗的另一类型。

乾隆帝六次南巡行宫御制诗与南巡行宫的特色意匠

清乾隆帝六下江南,大运河沿线的行宫建设空前繁荣.通过南巡期间乾隆帝御制诗中与南巡行宫相关内容的探讨,从精神层面对南巡行宫展开研究,分析了有关南巡行宫营造的文化背景、审美格调、思想内涵、宗教信仰等相关主题;探析了乾隆帝审美情趣在南巡行宫建设中的体现,包括崇尚儒家文化、对文士儒雅气质的倾慕、对武备和宗教的重视等,以及对南巡行宫建设的多种影响.

诂经精舍诗人群论

诂经精舍是阮元在浙江任上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学校,汇聚了江浙一代诸多著名学者和优秀士子。精舍在成为嘉庆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基地之一的同时,也是当时两浙文学活动的重要依托,其中不乏以诗名世之人,他们的创作从乾隆四十年延至嘉庆一朝,抒写出特定历史时期才人士子的独特心声,以不同形态展现了性灵思潮的深刻印记。

乾隆帝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诗文

乾隆帝就土尔扈特东归所写的诗文,反映了安置土尔扈特部的全过程,既把握了大局,又注重了细节。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措施快速有力,至今仍然是历史上成功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其诗文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彰显了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所做出的贡献。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乾隆帝戏题诗研究

清代乾隆皇帝写了40 000多首诗,戏题诗共有256首,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它们。根据内容可从戏言不离为政之道、戏言关注臣民之心等五个方面对其作分析,探索其丰富而坦露的内心世界。

多源数据参照的古典诗歌立体远读法初探——以乾隆四万余首御制诗为例

针对大规模文献颇为有效的“远读法”常限于对研究对象自身文本的统计,缺乏多源数据参照;而乾隆御制诗因其量大难读且有方便对比关联的数字化文本,成为优化远读法的合适案例。多源数据参照的古典诗歌“立体远读法”。研究首先通过版本选择、结构化整理、数据清洗、自动标点等步骤,构建起乾隆诗全文数据库;进而探究创作风格与频率的两个疑难问题。其一,在创作风格方面,乾隆诗长期给人“陈词滥调”的阅读印象;这并非因为其字、句的高度重复,通过与诗歌规模相当的《全唐诗》比较,发现乾隆诗在字符、句子、诗篇多层面重复率明显较低;陈词滥调的印象或来自大量同主题诗作或反复出现的叠韵诗。其二,在创作频率方面,统计发现其于乾隆四十二年出现创作低谷;结合清代起居注、《清实录》及档案,将史料记载与量化统计相印证,推知此现象更可能源自当年皇太后的崩逝,而非政务繁忙或身体衰弱。“立体远读法”推动了对大规模文献乾隆诗的整体把握,避免对单一文本数据、孤立的统计分析,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价值。

乾隆帝出巡河南及其文事活动述论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巡幸中州。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出巡河南。出巡过程中,乾隆帝或官方行为或个人行为,通过御题匾额(楹联),御制诗文,景观绘画等形式,让文事活动成为巡幸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彰显了国家权力,强化了对地方的掌控,而且对端正民间风俗,鼓舞士庶人心,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乾隆帝的匾联诗画文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保护了河南的古迹名胜,增加了其文化内涵,而且为南巡中的文事活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乾隆帝悼亡诗之慧贤皇贵妃篇

乾隆一生作有44000多首诗,其内容包罗广泛,其中悼亡诗是乾隆御制诗中最具感情、最具艺术特色的诗歌之一。在众多后妃中,乾隆只为三位后妃写过挽诗,慧贤皇贵妃即其一。在乾隆的感情世界中,慧贤皇贵妃或许是他最深爱的女子之一,由于她的早逝,令乾隆的心口从此有了个缺,这是乾隆在爱情生活中第一次遭受挫折、痛苦。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故唯有借诗以抒发他的痛苦、思念之情。

乾隆六游济宁太白楼、南池与御制诗文史料考论

乾隆帝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六次御驾亲临济宁州,登太白楼,赏游南池,御制诗文,缅怀李杜:御制太白楼诗歌6首,御制南池诗歌15首,并作《御书杜诗》文一篇,立南池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碑,题济宁南池少陵祠"荩臣诗史"匾额一个。乾隆以帝王之特有视角,吟诗品评李杜劣优。以详实全面的史料文献为依据考证源流力图还原乾隆畅游济宁太白楼南池的本真历史和作为一代帝王乾隆情系南池杜甫的思古幽情。

孙士毅赴藏诗之仕宦心态研究

清代孙士毅赴藏驱寇期间留下大量诗歌,诗中呈现出一代名臣的复杂心态:执着于功名的立功心态;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使命感与愧疚感恩之心构成的忧国忧民心态;因其老病而生的思归之心与报国尽忠难以两全产生的矛盾心态。孙士毅的心态虽为个案,但其作为乾隆时期由底层走上庙堂的汉族士人群体的代表,具有典型性,其心态蕴含普遍意义。文章认为孙士毅年过七旬赴藏驱寇,见证和推动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了解其心态变化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艾启蒙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画作

乾隆时期供奉清廷的外国传教士画家艾启蒙,生逢清朝统一西域和土尔扈特东归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乾隆统一西域,他参与了绘制《乾隆平定西域战图》;就土尔扈特东归,他绘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画像,还有《宝吉骝图》和《白鹰图》等,成为形象地记录和反映东归的重要历史文物,本文结合亲历者乾隆帝的有关诗作,档案记载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论述艾启蒙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画作,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无疑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乾隆的杜诗观

乾隆诗学观念的核心是将传统的诗学观念转化为世俗化的"忠孝论",并用之以考察古今诗人、诗歌。由于杜甫"一饭不忘君恩"的忠心、杜诗本于"忠孝",得"性情之正",杜甫被树立为"忠孝论"的典型,杜诗成为其最高标杆。其次,他极力推崇杜诗的"诗史"观,用来作为诗歌注重纪实的依据。此外,他也欣赏杜诗的律法精严、清词丽句等诗歌艺术手法等,并有意识地运用多种方式模仿杜诗以提升其诗艺。

乾隆帝悼亡诗之孝贤皇后篇

乾隆帝一生作有44000多首诗,内容包罗广泛,其中悼亡诗是其御制诗中最富感情、最具艺术特色的诗歌之一。在众多后妃中,乾隆帝只为三位后妃写过悼亡诗,其中对孝贤皇后最为深情、写诗亦最多。在他的感情世界中,孝贤皇后的早逝,令他几乎痛不欲生,成为感情深处一个永久的缺,甚至直至老死他都在思念缅怀当中。

乾隆皇帝六拜岳飞祠墓

岳飞的忠孝爱国精神一直为历代皇帝所推崇,即便是女真族后裔的乾隆皇帝亦不例外,他六次南巡六次来到杭州拜谒岳飞祠墓,分别写下了六首赞美岳飞的诗。这表明乾隆皇帝重视历史真实精神的同时,亦体现了岳飞伟大的人格魅力。